利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在转型社会里，利益分化推动政治参与的扩大，利益整合推进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数量不断增多、利益诉求多样的公众参与行为，其指向大多为承担重要社会利益协调和整合职能的各级政府。政府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1世纪初的十年中，中国经济腾飞而起，但环境压力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日渐高涨，其作用和能量日趋增强。作为在法治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有效民主形式，公众参与公共治理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人自觉地运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方式，努力去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方面，嘉兴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众参与明显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嘉兴地方政府在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过程中的主动精神、务实精神，嘉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政府与公众间良好的沟通，互动，有效的制度创新等，都是其他地方难以企及的。而这一切源于嘉兴独特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嘉兴地处浙江北部，紧邻上海，经济发达，但环境压力巨大。1997年，嘉兴的环境污染情况达到了令人愤怒的状态。这一年的夏天，嘉兴自来水几乎全变成了臭水，即使加明矾澄清后的水中也积聚起厚厚一层的絮状物。然而，随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激化，于不知不觉中，嘉兴人环境权利意识不断提升，日渐重视其中存在的激烈冲突。历史上，嘉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且也是辛亥革命激烈爆发之地。嘉兴一直领有创新发展的风气之先。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涵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的“红船精神”指引着环境治理领域的创新发展。近十年来嘉兴逐渐转变了在环保事务中单纯依赖政府职能部门“孤军奋战”的被动态势，而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全面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中，成功实现了环境治理模式的转型。这既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也是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过程。从环保视角看，这是政府主导的环境管理全面走向“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为格局的环境公共治理新模式——嘉兴模式。在嘉兴模式下，形成了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合作互助治理的主体结构——“一会三团一中心”，即嘉兴市环保联合会、环保市民检查团、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宣讲团、环境权益维护中心为主要协同形式，骨干公众代表为主要积极分子的多元互助合作的治理主体结构。在嘉兴模式下，也形成了以权力分享为轴心的网络化协同治理体系。各种主体共同分享治理权力，承担治理责任，配合和促进了政府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最终，形成了由公众行使的社会监督权、建议权与政府掌握的行政权力之间互相配合的网络化治理，公共治理分权协作的体系。而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在责任和权力赋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平等协商、监督促进的伙伴关系。在嘉兴模式下，也形成了以行政过程为中心的互动化治理过程体系。社会组织、公众开始在促进政府公共权力绩效的目标下，通过行使环境治理的监督权，监督政府环境行政执法权力的依法行使；也通过行使环境治理的建议权，促使政府环境行政执法权力的科学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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