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民族文化研究文丛 寻找“格桑梅朵”：西藏昌都地区流动电影放映田野研究实录》所收录的，是我2010年、2011年、2012年三次到西藏昌都地区进行流动电影研究的田野笔记。在这些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我先后撰写过多篇文章，也写过一本研究专著。在那些文章或是专著中，我也曾援引过田野笔记中的一些内容。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些田野笔记公开出版，并不是说这些田野笔记有多高的学术价值，更不敢奢望这样一些田野笔记出版之后会像当年马凌诺斯基的田野笔记出版之后那样在世界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地震”，而是想基于自己的一些田野研究心得，在呈现某一段田野调查的心路历程的同时，也希望这样一些粗糙的文字能够给后来的学习者提供某种借鉴，甚至是批判。在正式开始阅读笔记之前，对于田野调查中田野笔记的书写，我想谈一个小问题：以写字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完全是一个基于经验的总结，同样希望得到读者的批判。或许是田野笔记尽是“研究者本人的私人文档”（罗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3），或许是“田野笔记看起来太显示个性、太凌乱、太不经琢磨，因而研究者不能堂而皇之地把它们呈现在任何读者面前”（罗伯特·埃莫森等，2012前言：4）。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正因如此，无论是人类学研究中，还是那些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我们看到的通常是经过精心打磨之后的民族志文本，而较少看到那些较为粗糙的田野笔记。一般来说，田野笔记是在田野中完成的，是格尔兹所说的“在那里”（being there）的状态，而民族志文本，则是在书斋里完成的，是“在这里”（being here）的状态。在我看来，对于一项田野调查的完整的理解，需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从个人经验来说，在田野调查期间，对于后来的民族志写作存在着多种可能，但是最后所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仅仅是多种可能的其中一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对于田野调查的初学者来说，从田野笔记的书写入手来学习田野调查方法，似乎也有更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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