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乃川先生是我的老师辈。l977年我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恰逢学校复办哲学系。依照中国人善于攀亲带故的习气，我和复办的哲学系，可以算是“同年生”了。其时我是刚入校门的无知学生，何乃川教授已经是哲学系的“复系创业元老”教师了。 “文革”后中国复办的哲学系的老师们，其来历都有些奇怪。他们大多专精于讲授与现实政治有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却不大擅长于中国传统的“经学”以及比较时髦的流行名称“中国哲学”。这就使得当时的哲学专业的高校教学，犹如一位瘸腿的老汉，走起路来一边高一边低，显得不甚风光。有鉴于此，何乃川先生与几位学术敏锐的中年教师，决然断尾求进，率先投身于中国哲学的教授和研究工作。我那时虽为学生，但是对于何乃川先生他们勇于学术探索和献身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精神，内心深存敬佩！ 我毕业后留在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的教师，与何乃川先生各处不同的学系，自己感觉中国古代史与中国哲学，尽管名分各异．娘胎却相同，因此对于何先生他们的研究，还是相当好奇与关注的。何先生他们有什么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我自然也是尽量争取先睹为快，从中吸取新的学术养分。久而久之，何先生他们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以研究闽学为中心的学术重镇。其中，他们所组织和撰写的《朱子学研究》、《闽北理学丛书》、《玄妙之门》等，在国内外哲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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