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士风”酿成的特殊性又与经济密切相关。当时苏州堪称东南第一胜会，经济总量占到全国十分之一。以苏州为中心的整个江南繁盛的经济活动激活了商人和妓女群体。商人对娼妓文化的消费推动妓女素养的提升，由此后者中的佼佼者（上厅行首）得以有能力慰藉失意或狂狷文人的心灵。在女色粘合剂的作用下，辗转形成了“士商相杂”的局面。本书所谈论的“士风”，并非文人于国家工作系统中所表现出的仪态，而是特指明清江南士人群体中所呈现的举止乖张、行为狂狷亦或隐逸绝世、沉醉山林等行状。即如书中所说，“活跃在江南的一大批狂狷之士，如王守仁、李梦阳、唐寅、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徐渭等，从意识形态到日常生活，就已经明显形成了与道统相悖的品相。”放浪形骸、醉生梦死乃至“天子呼来不下船”的仪态早在阮籍、嵇康等魏晋文士身上已展露无遗，千余年后的江南才子们复辟古风的缘由何在呢？本书的观点是“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即“并不是底层概念上的‘活不下去’，而是试图要挣脱精神枷锁。”本书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历史散文表达，于辞章、义理、考据的有机结合中，揭示出江南别样士风兴起的原因、过程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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