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一诗还原了生活的现场,有趣的对话让生活变得不那么沉重与压抑,从一个角度消解了《猛禽杀》的痛苦与无奈,让诗歌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支点中找到了平衡。他已经形成了一种后现代性“卡丘”式叙述与形而上的隐喻式批判。从这部诗集看来,杨罡既有痛苦的批判,又有欢快的吟唱,更有无边的嘻戏与幽默。为什么我没有建议这部诗集叫做《猛禽杀》而建议叫《亚历山大与女理发师》,因为我觉得他这部诗集更多时候是在生活的现场表达他的态度,而不是在隐喻中批判。虽然我很欣赏一个诗人常怀“猛禽杀”之心,保持对生活的怀疑、消解与批判的态度,但杨罡毕竟属于他自己,任何评论都只能佐证他在某一阶段的写作。杨罡还会写出什么好玩与有趣的作品?或者他还会拿出更猛的“猛禽杀”?对于他这样把写作与自我贴身的人,二者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