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有其自身的动力机制，它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利益驱动，不同的政策环境和价格信号体系会导致不同的调整方向。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其特殊的结构效应。于是，如何发挥汇率政策在实现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战略转型中的独特作用，特别是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性效应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调整具有哪些正负作用，其作用方向和力度如何，需要何种配套政策去规避其副作用并确保经济增长结构的平稳转换，等等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解决上述问题是不能从构造纯思辨的理论框架出发的，而必须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发展的历史轨迹及未来趋势的把握，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等更诸多战略问题相结合，扎扎实实地从对现存问题的具体分析入手。《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效应与经济增长结构的平稳转换》的研究分为七个部分。其一，构建可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综合对比考察国外产出缺口、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等国际经济有关的宏观变量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生产者价格指数、资本市场价值以及国内居民收入等国内经济变量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下对中国总需求冲击的变动轨迹，从中甄别主要的驱动因素和具有长期影响的驱动因素，也从另外角度进一步证实我国总需求结构在世界经济增长共生模式下的基本特征，从而对我国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路径提出一些建议。其二，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增长形成了资源核心国、制造核心国和货币主导国相互依赖、彼此共生的模式。本部分实证分析了世界经济增长共生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世界经济增长共生模式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依赖特性；当前的经济增长结构下经济增长与人民币升值的关系。其三，研究了经济增长结构转换的汇率驱动效应条件与辅助条件。理论上说，汇率变动会通过“相对价格效应”、收入效应、资产组合调整效应、分配效应、预期效应、财富效应等路径影响到一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事实上，每种效应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本部分研究逐一分析了每种效应释放的条件以及相应的辅助条件。其四，将汇率与物价置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的共生模式之下，通过对新开放经济学基本模型进行修正与拓展，并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运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汇率变动的根源以及物价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从而识别汇率在通货膨胀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管理中的作用；利用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的综合比较了各变量对我国短期价格体系的影响方向和力度。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其五，研究了人民币升值与资产价格波动的关系。为了比较资产价格波动的各种驱动因素的作用方向和力度，本部分将国内外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如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经济增长，国际资本流动、美元流动性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全球性因素纳入同-SVAR模型中，试图辨识各变量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冲击效应及其相互关系。为了更清晰的认识汇率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本章还比较了美国资产价格波动的汇率驱动效应。其六，研究了人民币升值与我国的贸易结构的变化状况。本部分从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首先利用SVAR模型对比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影响；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省际间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利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比较分析了我国贸易条件在2006年至2011年出现异常变动后的国内外驱动因素。其七，基于DSGE模型建立了小型的国际货币核心国、制造核心国和资源核心国互相作用的经济均衡系统，首先利用时变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和实际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相关变量的影响轨迹，然后利用校准参数、系统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相关变量的冲击状态。总结归纳各部分的研究结果，《人民币升值的结构效应与经济增长结构的平稳转换》主要得出如下简要结论：其一，中国是以要素禀赋融入了世界经济增长共生模式中，形成了以满足国际货币核心国等国家和地区需求的生产结构。外部消费需求和外部资源品供需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由此出现了国内总供给与国内总需求严重扭曲，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马太效应”等等宏观经济特征。人民币升值是这种经济结构输出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原因，并具有自我增强的特征。当前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不是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充分条件，要使人民币升值发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的功能必须辅之其他政策工具。其二，在2005年至2011年我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期间，通货膨胀率理性预期因素和通货膨胀惯性因素对此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外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是此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从统计意义上看，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显著，从通货膨胀的汇率冲击弹性系数变动的轨迹看，人民币升值并未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其三，在2005年至2011年的样本区间内，人民币升值与上证股指之间具有微弱的负向关系，这与“人民币升值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结论相悖。国内流动性释放、经济增长和国际资本流入与上证股指具有正向关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货膨胀与上证股指具有负向关系，并大于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相对于中国而言，美元流动性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对美国股指波动的影响始终比较大，美元汇率和通货膨胀在短期对其股指的影响较弱。其四，从总体上看，人民币升值对一般贸易的冲击远大于对加工贸易的冲击，但弱于外部需求对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冲击。外部需求与外商直接投资变动对加工贸易的冲击最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对二者的影响微弱。在2006年到2011年的区间内，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各省市的贸易总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各省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世界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不显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受外部需求冲击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升值并未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相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看，人民币升值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说明我国对外出口商品的汇率转嫁能力较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也降低了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其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内置于外部需求、固定资产投资、社会融资总量、国外直接投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国内通货膨胀、进出口等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共同作用。经济增长和国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影响高于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反过来，人民币升值是通过对进出口和国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间接传导到到经济增长。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对我国的进出口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实际汇率变动对我国的进出口具有促进作用。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对国外直接投资影响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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