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期的近半个世纪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德高望重、强闻博识、著述丰赡、衣被士子的文坛领袖、文史大家王世贞。王世贞与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当时皆以复古相号召,故学界多将其视为“后七子”领袖,以复古、模拟相标榜。然而,事实上读世贞书,复古不过是其欲改变文坛某种状况的一种名头,而承继文法,溶入学识,抒发真性情方为其本心原意,故“后七子”并不能牢笼世贞,复古也不能遮盖其求新立异、别具一家的精神灵魂。非但如此,世贞身上那种不屈权贵、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那种才盛而求实求真的学风,那种自然而率真的品格,既有明后期的恣性、浪漫之风,又潜伏着清初求实学风的因子,故而对于明代后期的士林(如复社)以及明末清初的文坛(如桐城派和清初经世致用学风)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我们对世贞的认识还有不足、欠缺,对其研究还有较大空间。特别是当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之后,当我们从世界范围收集世贞书的过程中,这种研究的空间感便日益强烈。单就其著作的种类而畜,世贞从事小说创作便由原来的疑问而变成实在的结论,如《剑侠传》、《艳异编》、《世说新语补》等。他是否写过《鸣凤记》《金瓶梅》也将会随着整理与研究的深入,渐渐由模糊而清楚。关于他的交游和对于文坛的影响的诸多问题,如与复社领袖太仓“二张”的关系,以及与复社顾炎武、黄宗羲的关系,王世贞与娄东画派“四王”的渊源等,也将会找到客观的答案,王世贞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地位也将随之日趋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