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代孕法律之比较研究

　　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得代孕成为可能；而“变化中的家庭结构”（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以及不孕不育现象的增长，使得代孕现象日益增多。对于同性婚姻、单亲家庭等新型家庭结构下的夫妻或个人以及不孕不育夫妻，代孕是其获得子女的途径之一。2015年6月26日，美国高院裁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随着这一裁定的生效，可以预见美国同性婚姻数量必将增长，代孕作为同性伴侣组建完整家庭的一种方式也必将随之增长，个人或夫妻或未婚伴侣寻求代理孕母（Surrogate/Surrogate mother）进行代孕的需求量亦会日益增加。代孕现象的出现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代孕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颠覆、代孕涉嫌的对代理孕母与代孕子女人性的贬低、遗弃儿童、买卖儿童等。因此，代孕急需法律规制。然而，当前对代孕的法律规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许多国家缺乏代孕的法律规制；另一方面，各国关于代孕的法律规制冲突极大。由于法律规制的缺乏，致使代孕行为无法律规范引导；各国关于代孕的法律规制冲突极大，使得跨国代孕大量产生，加剧了代孕中的各种问题。因此，代孕的法律规制急需完善。目前，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例如，印度已经起草了两个关于代孕的立法草案，正待实施。一些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2010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开始“亲子关系／代孕计划”工作，其在进行过程中提出了制定代孕国际公约的提议。此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对代孕进行了调查问卷，并由常设局起草了一系列解释报告。但到目前为止，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工作尚处于初步研究阶段，所提议的关于代孕的国际公约也尚未起草。2013年5月，欧盟内部政策总司发布了对成员国国内代孕的比较研究。另外，欧洲人权法院在新的关于代孕的案件-Mennesson France案和Labasseev.France案中作出的判决对许多国家规制跨国代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我国当前关于代孕的立法几乎为空白，仅在两个行政规章中宣誓性地禁止了代孕，缺乏对代孕行为的详细规制，也缺乏对代孕的更高位阶的法律规制。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代孕的案件也存在结果不一致的情形。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典型国家和地区代孕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研究，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完善提供具体指导。

　　余提，女，1989年1月生，湖北麻城人。2010年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13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国际法学硕士学位；现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国际法学博士学位。研究的主要方向为国际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