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龙门度过的，整日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许多历史传说与故事，不仅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养育了司马迁的豪迈英灵之气。年纪稍长之后，司马迁离开故乡，来到京城父亲身边。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时任太史令，司马谈知识广博，对诸子百家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司马谈身边司马迁又受到了极为良好的文化熏陶。后来，司马迁又多方求教，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又向大学者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在会稽，他探访大禹遗迹；在曲阜，他感慨孔子人格之伟岸；在汨罗江边，他洒泪屈原；在登封，他瞻仰许由遗风；在楚地，他打探春申君故事；在丰沛之地他聆听乡邻老者讲述刘邦、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风云人物的逸闻轶事……在茫茫中华大地上，他处处留下了自己探索的足迹，同时也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为后来《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鲜活的材料，他不止一次的产生了为这些先贤伟人立传的冲动，这种在游历过程中的真切体验与切身感受，后来也被他写入《史记》之中。司马迁游历结束后回京，任郎中一职，并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司马谈重病滞留洛阳，刚刚返回的司马迁匆匆赶至洛阳见父亲最后一面。司马谈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谈固然对于不能参加隆重的封禅大典而遗憾，但是，更让他抱憾终生的是自己未能完成修订史书一事。司马谈曾在司马迁面前感慨从孔子作《春秋》之后再无优秀的史书出现，对从战国到秦汉的许多重大事件与人物未能入史而遗憾，所以，司马谈立志要撰写一部历史著作，一方面是作为太史令的担当，另一方面亦想让世人看见大汉的辉煌。但是，天不假年，事业未竟，于是，司马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司马迁俯首流涕：“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对于父亲的临终遗命，司马迁毫无拒绝的理由，修史之心自此下定。三年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在任郎中与太史令期间，他接触到了许多人物，在他们身上得到了许多难得的历史信息。周霸向他讲过项羽，公孙秀讲过荆轲刺秦的具体细节，苏武之父苏建讲述了卫青的缺点，樊哙之孙樊他广讲了汉初几位功臣的故事。他还与朱建之子评议过陆贾，与贾谊之孙贾嘉通过信，与冯唐之子冯遂是好友。非但如此，他还亲眼见过飞将军李广、大侠郭解等烜赫一时的人物，可谓交游极为广泛。丰富了《史记》的来源的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这些著名历史人物的理解。一切可以说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是一次与他毫无关系的事件毁了司马迁的一生，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成就了司马迁的一生。没有这件事，《史记》也应会出现，但是绝不会像现在这般让人刻骨铭心、动人心魂。公元前99年，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以五千步兵直捣匈奴王庭，向汉武帝表达自己堪为霍去病接班人的昂扬斗志。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到单于主力，被匈奴三万多骑兵包围。李陵军人人奋勇，个个当先，重创匈奴大军。随后，八万多匈奴骑兵猛攻李陵，李陵且战且退，击杀匈奴一万余人，但终究寡不敌众，在距离汉境百余里的地方，李陵军弹尽粮绝，军士甚至斩断车轮辐条做武器，箭支更是全部射光。李陵仰天长叹而无可奈何，最后时刻，李陵选择下马投降。武帝闻之大怒，满朝文武皆痛骂李陵。唯司马迁敢为李陵解释事情原委，他向武帝解释李陵平日之为人，又说他以五千步兵搏杀八万匈奴骑兵，古之名将也未过此，他认为李陵降匈奴是假降而非真心，他是想伺机立功赎罪而报效朝廷。司马迁侃侃而谈，有理有据，不由人不信服。但是，怒火中烧的武帝根本不信司马迁之言，以诬罔之罪判处司马迁死刑。后来虽然司马迁之子散尽家财为司马迁求得一命，但是最后司马迁仍被处以宫刑，在形体上和精神上司马迁都遭受了非常人所能想到的痛苦与创伤。遭受如此非人刑罚，司马迁首先想到的就是“自杀”，连一个男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活着又有何意义呢？正如他自己所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也许死亡是他好的归宿。但是就在他准备结束这屈辱的一生的时候，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父亲留下的遗愿未能完成，死后又有何面目面对自己的父亲呢？“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好一个“书未成，名未立”，正是这句话，让司马迁忍羞含垢地继续活下去。他没有选择死亡，出狱后，他任中书令，顶着无法想象的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继续写作《史记》，而这一次，他没有了退路，他后半生的生命，通通交给了这部支撑他活下去的《史记》。他将他的生命、他的血泪、他的灵魂、他的无奈、他的悲哀通通写了进去，所以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他将自己列入了文王、仲尼之列，是在遭遇了重重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来宣泄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愤懑。所以《史记》对他而言，不仅仅是对以往历史的记述与总结，更重要的是与自己坎坷凄凉的身世凝铸在了一起。在许多人物传记中，都蕴含了他慷慨而悲壮，磊落而唏嘘的生命寄托。正是在著述过程中前后心态的巨大变化，让《史记》既成为了一部不朽的经典，也成为了司马迁用灵魂与肉体的伤痛所发出的倾诉。《史记》，被他用生命赋予了生命。在坚忍与屈辱中，他用他残破的身体，完成了作为一名太史令，一个儿子，一个真正的男人该完成的使命，他征服的，不仅仅是汉武帝，更是整个历史。雄哉！司马迁。壮哉！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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