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在中国，礼与食关系密切，商周时期就已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善的食礼制度。在一场筵席中，从肴馔的布置、食器饮器的摆放，到仆从上菜的姿式、食客的就座方位，以及饮食的先后顺序，也都有相关礼数规定。尤其是在宫廷中，饮食行为并非仅有为满足口腹之欲的初始功能，因而其被赋予的礼仪功能就越发丰富和重要。宫廷御膳所呈现的不仅是皇帝一人的味觉追求，其背后则涉及政治集权、朝贡体系、经济活动、社会风尚等诸多层面的问题。负责帝王膳食管理和筵席组织的食官，在《周礼》中被归入“天官”之列，地位仅次于宰官。秦汉时，掌膳食的光禄寺也是高居“九卿”之列。直至明清，食官的设置更是精细和审慎。以擅调五味而辅佐商汤的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可见，饮食之道，于君，于民，都是大本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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