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又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或《春秋内传》,是古代编年体史书、散文作品集、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相传为春秋末年的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清代经今文学家认为经西汉刘歆改编,而近代则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氏根据各国史料编集而成。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等事,是我们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春秋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有60卷,18余万字。书约成于公元前372年至前351年间。全书以《春秋》为纲,并仿照其体例,按鲁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悼十三公世次记事。编年始隐公元年(前722),终悼公四年(前464),较春秋多出17年。追叙则上溯周宣王而未及周贞定王。本书多用事实解释《春秋》,不同于《公羊》、《榖梁》完全用义解释。本书取材广泛,博采当时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故志、训、典、语、令及口头历史传说,不但反映了春秋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及各类代表人物的活动,而且还保存了夏、商、周等时期的部分史料。此书文字简洁、优美,作者善于突出事物本质,以简括语句表述复杂纷繁的事件,对战争的叙述,谨严而分明,委曲而尽致,令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还善用极少笔墨刻画人物的细致动作和内心活动,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原与《春秋》分别单行成书,其纪年方法、时限、内容皆与《春秋》多有不合,书内解经之文显然系后人附入。本书在西汉平帝和东汉光武帝时曾一度立于学宫,东汉贾逵、服虔等曾为其作注,均佚。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经传合编。其他注释有唐代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有科学出版社本),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伯祥《左传读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标点本),还有朱东润的《左传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等。《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春秋左传》不仅仅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战争场景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极具魅力。文史结合的特点使其既有很强的知识性,又极具观赏性。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感受春秋大变革时期的魅力,特别增加了春秋战国历史风云,以及对春秋笔法做了详细论述,对原典做了详解,同时收录了晋朝时杜预所著的《春秋左传集解》,另外对《春秋左传》里的名言和故事都有单独章节讲述。总之,本套《春秋左传》是一部汲取民间读书“活水”、体例全面创新、旨在帮助读者精研《左传》的“一站式”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