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鉴图说》全称《历代帝鉴图说》，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故名“帝鉴”。 是明代万历年间的帝师宰相张居正，为万历帝少年时代编选讲解的政治启蒙课讲义。内容主要讲述历代一些皇帝的故事，节选简练的纪传和笔记。然后，加以深入浅出的讲评解说，而且每篇都由明代画师专配一图，有如连环画一般。因为此书是专为年方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编写的，得让他能看得懂。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嘉靖年间，张居正以翰林院编修，领国子监司业，进裕王邸讲官。他进入仕途后，曾亲眼目睹朝廷腐败的种种黑暗，因而一旦身为内阁首辅大臣时，便一面主持政务，一面担负起了教导幼年皇帝朱翊钧的重任。就在朱翊钧即位的当年，张居正便指导讲官马自强等人，“采摭前代君人治迹”，编撰了一部书，用作指导朱翊钧学习的教材。这部书的编撰者马自强也是嘉靖进士。隆庆年间，常侍于穆宗朱载垕左右，值讲经筵，是当时朝廷内一位满腹经史、为人耿直的大臣。 参与这部专门教材编撰工作的，还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吕调阳。吕调阳也曾侍穆宗经筵，据史书记载，每当他入宫侍读，必戒斋沐浴，“期以精诚悟主，往往援引经传，列古义以规时政”。由于上述编撰人员都是饱学之士，因而本书的编辑班子是相当强的。张居正主持编撰这部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由于它图文并茂，便于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因而朱翊钧一经观赏，便爱不释手，当时还吩咐史官，要把这件事载入史册，“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该书原版分上下两编。上编冠题为“圣哲芳规”——专讲历代帝王中著名的仁心德政事迹；下编冠名为“狂愚覆辙”——专讲历代历朝帝王中昏庸荒暴败政杀身亡国之君的旧事，不失为君主可以正照反观的佐治双面镜。有意思的是上编选了八十一篇，下编选了三十六篇。上篇总数八十一除以九则得九，九乘九则为八十一，似有“造物乘除”、“九九归一”之意。归到哪里去呢？归仁、归德、归王道民心。而下编的三十六也有六六乘除之意，也可能与周易数术中的不详卦象有关。张居正本是进士出身，一路升任翰林院大学士，两朝前后任阁臣十五年，又学问渊博，身为帝师大儒，所编书的编次篇目自当都有寓意，而绝非随机措置，可谓用心良苦。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嬴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 等。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令人痛惜的是，朱翊钧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而是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有明一朝，绘画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除了沈周、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之外，还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著名人物画家。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在《帝鉴图说》中，图画部分占有相当的分量，书中每一则事例都配着一幅画，每幅画都占一整幅页码。《帝鉴图说》的绘画者虽未署名，但以其为御用图书配画的资格论，想必为一时之选。画面上，以二维空间表现透视关系，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人物的表情、动态、服饰无不精心绘制，充分展示了当时绘画艺术的超卓技艺。该书成书后基本上成为明清两代帝王的必读书，尽管张居正死后被削官抄家，但并不影响该书的流行，因为到了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便为他平反了。一直到近现当代，该书仍以各种形式在不断翻印。本套丛书除了对原典进行了精细的释译和点评外，还对张居正所诠释的为政管理之道，以当代人的视角进行了独特评论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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