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马克·布洛赫受恋爱愚弄的人，甚至还没有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受愚弄的人多。——马克思向皇帝告钱的御状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初五，浩浩荡荡的皇家仪仗队护卫着咸丰皇帝经过西直门外的广通寺，街道两边趴满了跪在地上的老百姓。忽然有一个军官从人群里跑了出来，抛下手中的腰刀马鞭，跪在道旁，大声喊冤说：“求主子天恩，把大钱停止了吧！”这种拦御驾告状，请求废除大钱、铁钱的事件，仅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发生了不下三起。为什么会有人冒死告“钱”的状呢？这还得从头说起。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被迫与英国签定了《南京条约》，一是要开放中国的市场，再就是规定了中国的税率。仅仅开了五个通商口岸的中国，从此开始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就是市场的力量，也是让中国被迫国际化的力量，更是资本主义的力量。此时中国的货币也呈现出两个不同的特色，即封建性和殖民地性。货币既服务于中国封建势力，也得服务于帝国主义。当时中国货币种类有三种：一种是铜钱，明清时代称为制钱，就是平常见到的圆形方孔的铜钱；二是银两；三是政府发行的纸币。清朝币制，银两与铜钱并重。清政府规定白银一两合铜钱1000文，但这只是政府定价，在中国历朝、历代货币这种有自己运行规律的事一般都不听政府的，实际上比价每天都发生变化，货币价值随市而定，而且不同的时点有时差距非常大。但基本上是在1比1000左右摇摆。但是到了咸丰年间，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化的根本在于两件大事上，一是洪秀全金田村义旗一举，响者云集。很快清政府的南方钱粮之地被太平天国占领了；与此同时，英法对中国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满意，找了个理由就派兵开打“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件事使清政府的财政陷入困境。内有变乱，外有强敌，清廷内忧外患，财政极为拮据。咸丰帝无计可施，洋人来了他就跑到了承德。群龙无首之时，经济的混乱可想而知。有大臣给皇帝出了个解决问题的法子，开铸大钱、发行纸币。这个主意的基础是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国家权力就是纸币和大钱的发行基础，只要大钱和纸币一流通，财政问题就解决了。但是用经济学的学理解释，这就是用通货膨胀的手法解决财政问题，清政府拿只能铸十几个小钱的铜，铸成一个大钱，然后在大钱上铸上“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字样，1枚小钱摇身一变就成了100枚甚至1000枚小钱。此外还有第二种方法，那就是以次充好，用铁、铅等贱金属为原料铸造一批钱抛向流通领域。而政府在征收赋税时却少收或不收大钱或铁、铅钱，借此掠夺，折磨得百姓“呼天天不应”。更厉害的就是直接印纸币，以“大清宝钞”“户部官票”为名，一张纸就能顶50两银子或千百枚铜钱，但又不能兑现。一时间百姓拒用，商民罢市，就连八旗兵丁也无法生活，痛苦异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向皇帝告“钱”状，要求废除大钱的原因！以开铸大钱、滥发纸币解决财政问题的举措无异于饮鸠止渴。看看那个时候的经济，就会知道没有钱的政府和皇权是多么的不堪！精神上的忠君爱国是没有用的，打仗要有军饷，政府、社会运行要有经费。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黄金风潮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让我们记住国民政府历史上的一件丑闻，它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但是却暴露出国民政府的未来命运！腐则虫生，国灭！1942年1月，当美、英、荷军队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的时候，中国军队取得了歼敌10万余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美国政府看到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重大作用，在1942年向重庆国民政府主动提供了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中国战时财政。国民政府用其中2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约合市两568.7万两。加上孔祥熙早先购存的美国价值2000万美元的黄金，中国政府在美国存放了约600万两的黄金。1944年，盟军在抗日战场上取得了制空权，原存放美国又转运印度加尔各答的黄金开始空运回国。行政院、财政部与中央银行随即于当年9月开始举办“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以吸收法币，缓解通货膨胀。方法为储存人按当日的牌价在银行存款，到期取得黄金，这项存款因每日牌价不同，导致投机之风猖獗。1945年3月28日，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召集中央银行等各重要分行、局的负责人，宣布从3月29日起，黄金储蓄价格从原来的每两20000元提为35000元。这时，各银行已过下班时间，第二天又是黄花岗起义的纪念日，照例各单位停止办公，所以财政部并不担心出什么差错。但是，有人泄露了消息，于是当晚各银行、公司、机关相互串通，连夜办理黄金储蓄业务，因时间短促，筹不到现金，竟用空头支票订货，一夜之间，售出黄金万余两。抗战后期，不法官僚和奸商相互勾结，投机黄金美钞，时人称之为黄祸。国民政府尽管制定了《捐献黄金办法》，学者也痛陈：“有钱者出洋，无钱者出钱”的反常现象，但毫无成效。国民政府最终将国内存金及已运回内的黄金全数售完。由于国民政府一手售出黄金，收回法币，一手又将法币抛回流通领域，通货膨胀没能制止，反而被不法官僚和奸商及敌伪套取了大量黄金。最后合使国统区金价、物价一起上涨，无法控制。丑闻传出，舆论哗然。《大公报》等报纸头版披露，大小报刊转载，酿成沸沸扬扬的黄金大案，轰动全重庆。当时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监察院也派人到中央银行查账。在舆论的指责下，财政部不得不派员调查，重庆地方法院立案审查，结果仅仅揪出了几个小角色：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竟琨因泄露消息被判刑三年半；中央银行信托局业务处经理王华因为局中女同事哭闹，大家合伙舞弊购买黄金，也被判刑。另外一个被审判的主角是中央信托局经办黄金储蓄的主任戴仁文，他用公款购入黄金50两。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也被揪出判刑。但是，上述被判刑的只是小鱼，大鱼们纷纷脱网而出。大业公司经理李祖永在宣布加价的当天购入黄金3300两，可他身为杜月笙的徒弟，俞鸿钧的亲信秘书，不予追究。钟谔是中央信托局局长，该局舞弊最严重，他自己也捞了不少好处，可当局认为把他揪出来有损政府形象，结果“从缓处理”。时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购入的黄金更多，事情败露后舆论攻击猛烈，他就把总经理杨管北留下顶罪，自己乘坐军用飞机避往安徽屯溪。当时，屯溪属第三战区顾祝同管辖，因受日军包围，早就与重庆断绝了交通，杜月笙乘坐的飞机竟有战斗机护航，可谓神通广大。这次黄金风潮使担任行政院长十几年的孔祥熙被迫辞职，1933年10月被孔祥熙挤下台的宋子文复出。宋以此次黄金风潮中投机严重，下令凡是购买黄金存款的储户，一律捐献“四成”给国家。当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共近220万两，国库得捐献82万多两。大户们得到消息早将黄金取走，而被迫捐献者都是中小储户，很多人在这次风潮中血本无归，纷纷破产。这就是当时轰动一时的“黄金捐献”事件。位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就存有大量法币折合黄金存款，该行因此而受重大损失。为挽回民心，国民政府于1945年6月停止黄金储备，并宣布禁止黄金自由买卖。第四节 孔子对天坛，五百顶一元通货膨胀是纸币产生后中国王朝更替的导火线，腐败和通货膨胀最容易让政权失去民心，而不同的政权对此有不同的认识和行动。腐败加通货膨胀最容易让政权失去民心1944年，在华北沦陷区的老百姓中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孔子对天坛，五百当一元。”原来恬不知耻的华北伪政府所发行的伪联银券上，印的都是中国古代圣贤的头像，如黄帝、孔子、孟子、关羽、岳飞都成了汉奸钞票上的图案。500元的钞票上，印的是中国文圣人孔子对着天坛，可是这种纸币仅值伪币初发行时的1元的购买力了。在这一节里，我们就讨论一下抗战时期货币特别是通货膨胀与社会及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战时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的人们，所受通货膨胀之苦要大大强于乡村的农民。抗战结束前的几个月里，国统区已达到人众财竭，民不聊生的境界。普通百姓都将其全部储蓄以及任何可以变买的东西拿出来苛延渡命。税吏和军人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广大人民痛心疾首。而在军队中由于吃穿太差而开小差的士兵日见增多。在整个中国，抗战情绪被残酷无情的通货膨胀败坏无余。通货膨胀引起了物价上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以战时陪都重庆的物价指数为例，据四联总处对重庆的米、面粉、煤、火柴、棉纱、猪肉、盐、菜油、棉布、绸、士林布、木板、元铁、肥皂、纸等十五项物品的趸售物价价格加权平均后的每年年底的指数，从1939年到1944年，上涨率以每年约100—200%递增。国统区法币的通货膨胀促进了阶级对立，由于物价高涨，使行政官员难于维持生计，贪污和投机经营、以权谋私之风大盛。“这里一个处长，那里几个委员，收入之多，可以超过一部之长；所办之事，则各处马虎。”通货膨胀促使投机盛行，商人成为天之骄子，地主则不劳而获，利用土地投机获得高额地租。而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和知识分子则日益困苦，工人工资大幅度下降。1944年9月，工人工资指数较战前增加280倍，而生活指数增加了470倍，购买力下降到抗前的68%。到1945年2月，工人购买力仅及战前的20%，农民由于交纳实物地租而所得更少，士兵薪饷日益下降，吃不饱、穿不暖，依靠工资的公职人员愤而自杀的事情常有所闻。抗战期间，美国学者费正清曾来到中国，他写道：“教授们如此赤贫使我为之震惊。”他亲眼排看到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馆长严文渊“住在一间小店上面的搁楼里，正躺在床上，饥病交加，为三个孩子没饭吃而发愁！”“通货膨胀带来了十分反常的现象。一盒美国香烟卖十元，一支派克金笔卖六千元……，因此向一位教授赠送一支钢笔，就等于送他多于一年的薪金。”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1943年夏初是人们心理上的转折点。”从此以后，“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人们“对现政权，已不能抱多大希望，因为他既不相信群众，也不积极帮助群众。如果说，它还能在民众的可悲灾祸与苦难之中维持摇摇欲坠的脚步，那只是因为敢于对它动手的人太少。”当时普通人的感想是这样的：“我一想到重庆，就有一种十分担忧的心情，不是为我自己担忧，而是为了我的国家。目前中日战争进入了第五年，无数的同胞都已在民族自由的事业中，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一种崇高而爱国的牺牲，我认为全国正在受那些专门谋取个人利益的寄生虫所愚弄。这不能说成是一种无所谓的告诫，因为另一种人，他在抵抗敌人受到杀害的机会很多，而且得不到装备和武器进行战斗，又怎样看待这些过着自私和奢华生活方式的人呢？在重庆，谁能否认每天生活需品的费用已增加到百分之百，并损害着那些做一天吃一天的人，而一些高级‘官老爷们’正在靠空运输入新鲜桔子、牛油和外国食品呢？当群众买不到食物，得不到避风避雨之处，他们怎能那样浪费来满足他们所渴望的外国东西呢？问题的实质是遭殃者、牺牲者尽是劳苦大众，他们虽然不须在前线对敌作战，却在后方必须用最大的体力劳动从事建设工作，所有的人都处于饿着肚子或肚子半饱的境况中。我们人民的本质是驯良、服从，尤其是忠诚的。但空着肚子可能改变本质，因为饥饿是真实的，高调字句是不能满足的。那些坐在他们房子里，那样沾沾自喜地吃着进口食品，就提醒我们在法国革命前夕的形势，这对于那些安于逸乐的人们要想一想路易国王的悲惨命运，他的轻佻生活和完全不顾大众的死活，是他自取灭亡，确是有意义的。的确，为了民族的利益，对每个人及其国家，忍受一切痛苦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历史上有无数个例子说明一个国家遭到了毁灭，不管他是百万富翁或者是个穷光蛋，都逃脱不掉被奴役。当然，富人有能力而离开而住到国外去。可悲的是，这个‘政府’，即官老爷们乘机混水摸鱼，填充他们的私囊，以便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目前战争期间，政府体制已腐败不堪，需要经过彻底的改革，这是无可否认的。为了挽救中国，使之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国民政府必须立即清除所有阻碍这一目标的分子，而允许群众的代表在政府内有发言权。我们的政府必须是富人、穷人、小康之家和保守派、激进派和梦想家一样有相等的代表。我深信中国能有这样的机会向世界表明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样的。”对此，曾协助中国进行法币改革的美国人杨格评论说：“不管写信的人有没有与共产党的关系——信中有几段提到他没有关系——他反映了日益成为普遍的观点，而且预示着事情就要到来。”果然，后来蒋介石政权就是因为腐败和通货膨胀失去了大陆！难以算清的债日本战败前在中国大发日本国债和伪政权公债，最大限度地榨取中国的资财。日本国内的公债政策是先由政府用公债向日本银行抵押借款，然后向国民购买物资，国民购买力增加后，政府实行强制储蓄，使资金重新流回日本银行，日本银行再慢慢出售公债，收回借给政府的资金。靠这种“独特”的理财之法，日本每年战争军费的60—80%来源于公债发行收入。日本不仅将这套作法移植到沦陷区，而且战败前在沦陷区更是疯狂发债。战败前的伪满洲国公债发行从1942年到1945年8月仅3年8个月的时间里，就达195380万元，几乎等于前十年发行额的总和。伪满州国垮台前几个月又突击发行了3.8亿元。汪伪政权的公债发行也主要集中于1943年后，而伪蒙疆则在1944年年底和1945年上半年大发“裕民公债”。日本在中国一共发行了多少种公债？这还是一个迷，不过战后国民党政府仅从接收的敌伪机关里就接收了约40余种，折合日元26亿。其详细种类有：大东亚战争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特别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割引国库债券、大东亚战争报国债券、大东亚战争贮蓄债券、支那事变国库债券、支那事变特别国库债券、支那事变割引国库债券、支那事变行赏国库债券、支那事变报国债券、支那事变贮蓄债券、报国债券、战时报国债券、特别报国债券、贮蓄债券、复兴贮蓄债券、战时贮蓄债券、日本国库债券、赐金国库债券、日本债券、割引劝业债券、割增金附劝业债券、北支那开发债券、日本政府四厘债券、日本政府三厘半债券、五分利公债证书、四分利公债证书、五分半公债证书、四分半公债证书、三分半公债证书、四分利国库证书、三分半国库证书、五分半国库证书、日本地方债、四郑铁路公债、四分利日货公债、北满铁道公债、兴业金融公债、水力电气事业日本通货公债、投资事业日本通货公债、产业振兴日本通货公债、天津居留民团第一回教育团债券、天津居留民团公立病院新药团债券、甲种公债登录证通知书、济南居留民团昭和16年度团债券、日本委托前台湾银行劝募债券。这些公债除极少数与伪满洲国有一点联系外，其余均为纯粹的日本公债，有的是国债、有的是金融债，有的是公团债。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宗旨是以战养战，通过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到达到用战争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市场的目的。日本在中国推行公债最主要的手法就是让伪银行先购买日本公债，然后再用这些公债作为发行准备发行纸币。如伪满洲中央银行到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时，该行的发行准备金只有占发行总额29．3%的日本公债和贷金及2．8%的伪满政府公债。也就是说公债在日本的傀儡银行手里摇身一变则成了有价值的纸币。再就是让储蓄银行收买日本国债，日本在台湾规定储蓄银行储蓄的1/3必须用来购买日本国债、1/5用于购买企业债券。此外日本在中国还卖出日本公债，收回日本银行纸币，以防止沦陷区经济对其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强迫大额交易发生时需用部分交易款购买公债等手法出售公债。日本政府有目的进行逃避战争责任的事件早在其投降的1945年8月时就开始进行了，有两个极好的例子。一是日本战时设立外资金局，让横滨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向华北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借款，充作战费，抗战期间共借了相当于1792亿的日元。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一切财产，战后本应是中国的战利品。日军投降前当时日本正金银行存有黄金15433条，重量合计约为154330两（最后记录为21534433．92克。）这是日本正金银行用来在华北操纵物价的镇宅之宝，从1945年8月14日开始，在日本投降后的9月7日，10月4日，国民政府还没有接收之前，正金银行分三次将这笔本应是中国战利品的黄金送到了伪中联行，用当时市场的最高价格作价，共值联银券490亿元，其中偿还伪中联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存款共计466亿。而且第一批在8月14日成交的96000两黄金，竟然是按8月10日华北空前绝后的黄金价格计算的。这样里外里中国惨受双重损失。到1945年10月17日伪中联行被接收止，伪中联行还在朝鲜银行存有日元216亿元。这笔存款也因为战后未获赔偿而损失。出售黄金这个阴谋的执行人是平津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连络部部长根本博，此人后来制造了日军在山西的残留，参加中国内战。他曾写信给日本驻北平的大使办事处的楠平实隆，说这是奉日本政府的指令，为适应国际形势的急变而采取的措施。再就是日本在台湾大发日本公债，到1945年8月10时已达6.54亿元，但是到了国民党军队进入台湾接收时，在台湾银行只有1675万元的公债了，相差了38倍之多。而其中的近6.5亿元，也是日本宣布投降前二天，于8月13日有计划地将之运回日本的。日本战败前布署了逃债，让伪银行出面收买日侨手中的小额债券，而大量的日伪公债则带回日本，于公于私均想得十分周到。在对华北撤退归国日本人的金融措施上，华北金融协议会长鹤原浩二就日本人撤退应采取的金融措施致函驻北平日本大使馆三井武夫金融课长：“在侨居华北的日本人所持有的日本国债或开发公司债中，因国库债券原来即有完整的登记制度，只要让持有者在华北日银代理店进行登记，该债券就可以由个人携带回国；另外，对小额债过去并无登记的制度，为了免除携带上的不便，除让继承劝业银行北京办事处业务的朝鲜银行收买或寄存保管外，没有其他办法。但应手续繁杂，所以均希望尽可能地携带回去。再者对于开发公司债个人持有的小额部分，作为权宜的计可采取提前偿还的办法，由经办发行银行收买；对额数巨大的持回国内，由国家给予保障较为妥善。”至于日军投降前大烧量文字材料，使中国档案馆留存了一批世界罕见的“灰烬档案”。这种消灭罪证，让后人难以深究其责之事更是世人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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