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未曾出版的手稿，包括若干未经编排的独立篇章。这些文章既有海伦对冷战时期美国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女性等领域的敏锐洞察和独立思考，体现的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海伦；又有以有机生活、旅游、舞蹈为主题的个人生活经历，向读者展示了这位终生追求真理的伟大女性鲜为人知的一面。【作者简介】海伦•斯诺是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1931年来到上海，1932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6年埃德加•斯诺访问了陕北红区，回北平后，海伦斯诺帮助丈夫整理了大量文字和图片资料，协助其出版了《西行漫记》。1937年，海伦冒险访问陕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和许多中共首脑人物，写成《红色中国内幕》（即中译本《续西行漫记》）和《红尘：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传》（西行访问记）两本书。后与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等一批中外人士发起成立“工合”组织，继续支持中国抗战，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宋美龄、宋庆龄等大力支持。中美建交后，海伦于1973年和1978年两次踏上重返中国之旅，并连续出版了《重返中国》《毛泽东的故乡》两本书。【目录】前言一美国的新希望美国的现状穷游美国——阿巴拉契亚的金秋棕榈湾1960致青年女性的一封信二关于女性健康美丽秘籍牛奶、钙、维生素和我论女性三在中国的美国人四简单生活快乐如女王大海，大海，美丽的大海方块舞：全美室内运动邀您跳圆舞五生存DIY：如何当作家【前言】前言1949—1950年期间，我经历了难以言说的人生磨砺。在这个充斥着化学品和机器的时代，我近乎走投无路，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在一无所有中寻求生存。如果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年轻人也开始脱离所谓的现代文明，那么我是如何自创了独特生活方式来抵制物质丰富却充满污染的社会的故事，应该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发现我无意间竟然成为年轻人所寻求的美好新生活的鼻祖，而且还是女性解放的典范——当然是以我的方式。我并不是拒绝美国文明。相反，我热爱它。我只是想要回到美国文明本来的样子，回到那个更幸福、更健康的时代。回到一个更加有机的生活，回到一个土壤没有污染、根深苗壮的时代。1949年，在与埃德加•斯诺生活了16年后，我们办理了离婚。1949年，北平共产党政府执政，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不再为中国担忧，毕竟我自30年代开始就住在那里。但是，与此同时，“工合”运动似乎也在解体。1938年我和埃德加及路易•艾黎一起创建“工合”组织后的10年间，我就一直无偿为“工合”工作。不久，冷战开始，我在中国的所有资源被全部切断，无从触及。我无法发表我所搜集的大量材料，但是我还是决定要把它们写出来。1950年的朝鲜战争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喜欢朝鲜，我曾经在1941年出版过一本关于朝鲜的书，题目叫《阿里郎之歌》（1972年再版）。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战争是新格局下上演的第一幕剧。美国在后帝国主义时代踏上了一条不归路。我认为帝国主义政策对本国的伤害远远大于对其侵略国的伤害。帝国主义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事实也确实如此。1950年，麦肯锡时代开启了中世纪式的逼供——无所不用其极，谎言是其主要手段。“中国厅”忙着摧毁一切反对麦肯锡主义的中国通。我非常惊愕地发现美国的政府官员竟然敢当众说谎。更令我震惊的是，美国公众竟然相信他们的谎言，并且容忍如此有违道德的劣行。我的世界观开始动摇，美国文明的根基——两个主要的支柱——美国宪法的第一和第五条修正案，还有古老的清教主义不得说谎的信条都开始动摇。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被迫退出美国国务院和其他与中国相关的部门。我是麦肯锡主义者所要攻击的目标之一。但是，感谢老天，我因为食物中毒，几个月卧床不起，也就不必出庭做证。我似乎走在一条窄道的中途，四周是随时都会塌陷的流沙，周围一片漆黑。但是我相信最黑暗的时刻过后，一定会迎来黎明的曙光。绝望之中，我求助于我的朋友们。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温馨、舒适的老房子，一幢位于乡间小路边的老房子，建于1752年。我安装了取暖设施，但是在寒冷的季节，我会把其他的屋子都锁上，只留下3间屋子，烧壁炉来取暖。房子里养的金钟连翘竟然整个冬天都在开花。老房子的屋顶有些漏雨，其他需要修修补补的地方不多，直到最近为止的所有修补都是我自己做的。我自己粉刷房子，要把老房子和其他建筑一起刷一遍，断断续续得3年时间。我自己修剪草坪，自己修剪树木，除了疏通下水管道，其他活全部都是我自己干，几乎从不雇人。我的另一个好朋友就是玉米仓库。埃德加曾经在这里写了3本书。我在这里建了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安装了取暖设施，从此就靠出租它收取租金生活。租金最早为每月50美元，随后逐渐涨到70美元、90美元 和125美元。我最老的朋友是我的美洲豹皮大衣，它能在严冬帮我抵御寒冷。这件大衣是我的前夫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送我的圣诞礼物。我最生死相依的朋友是我的身体。我天生体质强壮，精力充沛。我开始意识到，只要我能花一半心思善待自己的身体，它就会双倍地回报于我。只要身体健康，你就可以面对任何事情。如果身体亮起红灯，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把人摧毁。1943年，我在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市附近接受为期两周的健康美容理疗时，开始接触到规定饮食、健康食品和有机生活的理念。1945年，我拜访了我的堂弟詹姆斯•福斯特•斯科特博士，他住在弗吉尼亚州的麦卡林，他在这之后不久离世。他的妻子凯伦，一直坚持吃健康食品。我好多假期都是去她家做客，帮她修整她的老房子和她收集的古董。不久，我又发现了我真正古老的朋友——我的祖先。从他们那里，我遗传到了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和清教徒的生活方式——生活简朴，思想高洁。我开始意识到唯一能够解释我如此性格的原因就是遗传——没有人可以从你那里拿得走，甚至是麦卡锡或者死亡也对它无可奈何。我在与生活环境交战，但是保持了对我的遗传和我的祖先的忠诚。作为对这种忠诚的奖赏，我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家族谱系的追溯方法，我为此写了一本书，名为《追溯祖先》。我帮人家建立家谱，每个小时可以赚2~3美元。这些年来，靠出售这本书或帮人追溯祖先，我每个月至少有20美元的收入，这笔收入对我来说，是山穷水尽和一线生机之间的区别。以上就是我所有的资产。这些资产的存在必须依赖于我有一个最低的收入保障，而我恰恰没有。因为没有收入，我如同囚犯一样被困在这所房子里，举步维艰。除掉在写作上的花费，我每个月仅有70美元维持生计。 如果有一根拐杖，我可以快步行走，可是失去了这根拐杖，我步履艰难。但是我竟然活了下来，没有抱怨，没有哭泣。当回头去看时，我发现自己在生存的琐碎事情上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我原本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极度的贫困、离异，以及麦肯锡主义如同死亡之手，丝毫无助于我的写作，但是我从未放弃。是什么在支撑着我坚持不懈地写作，尽管每一页都如同在毁灭自己，似乎是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生命，徒劳无获？真正的原因是我坚信我是对的。我相信历史的潮头会转向，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会是何时，不知道自己能否亲眼看到。在我努力挣扎着去适应我艰难的生活时，厄运不期而至。康州高速公路穿过我的后院，以每亩大约1000美元的低价征走了我55英亩的土地，而当时土地的市价至少是这个价钱的六七倍。 当我看到公路的规划图，想着那可怕的噪声和汽车尾气时，我觉得在这里是住不下去了，玉米仓库也没法再出租了。没想到事实证明还能住，不过我得常年关闭遮挡风雪的护窗。我最关注的就是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源，最希望的就是能吃到没有污染的食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而现在，所有曾经让我快乐的东西都被无情地剥夺了。但是我还得想办法让自己快乐，因为那是生存的法则。随后，整个社区都在变化，新房子一栋栋地盖起来，而我的3个邻居先后死于癌症。我在社区建立了一个关于有机园艺和天然食品的讨论群。这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我努力劝说邻居们种植有机蔬菜，这样我就可以从他们那里购买有机鸡蛋、蔬菜等。我的荷尔蒙和肾上腺素分泌的增加不是靠注射，对我来说打针太过昂贵。 我用什么办法呢？游泳！促进荷尔蒙和肾上腺素的分泌的最好办法就是坚持游泳。每年的4月至11月间，我坚持去长岛海湾游泳。我还发起了一个半北极熊俱乐部，这样就有了一些一起游泳的伙伴。这是一种高效的休克疗法，促使你的肾上腺素快速分泌。你的甲状腺在几分钟内就会对碘含量很高的海水做出反应。你的身体会很快分泌出肾上腺皮质酮，让你在出水的那一刻感觉身体状态非常棒，一点儿都不会感到寒冷。冬天时，我每天都会在我的瑜伽垫上面练习肩倒立，外加一些其他体式的练习（我有一本瑜伽方面的书，但是最初我是去上瑜伽课）。所有这些都会唤醒身体的肌肉和腺体的分泌。我还有一个划艇机和一个电动腰部振动器。我是自己的心理咨询师，也是我自己的心灵导师。在20世纪30年代，我在黑格尔辩证对立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辩证能量主义的理论，尤其适合女性。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助于把人从宗法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我发现马克思主义是思维和分析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却不适合女性。弗洛伊德理论在解决女性哲学需求的问题上也毫无建树，甚至从来没有这方面的企图。唯一完全建立在人类生存原则上的哲学便是清教主义。有了清教主义的信条，没有金钱，没有援助，没有牢骚与抱怨，你同样可以过得很好。我实践克己忘我、自力更生、自尊自重，并愿意为此付出必要的代价。我相信剥夺是感恩的原则，这样我们接受被剥夺就会比较容易。 我有一种从微小事物中获得喜悦的能力，甚至包括我被剥夺了的东西，比如简单却又无比珍贵的纯净空气。虽然不是完全的身体力行，但是我相信人应该通过掌控自己的思维来超越物质。我对我所拥有的和不曾拥有的东西都充满感恩。每天早上起床时，如果我没有牙疼，或者头痛，或者任何不舒服的症状，我就会很欢喜。我从未出于任何原因嫉妒过任何人，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人令我很满意。我还是个摄影家。我有关中国的摄影作品在1972年与其他8位摄影家的作品在大都会博物馆展出，题目为“长城后面的100年”。我还会做什么呢？ 对了，我还做过打字、校对的工作，替别人照看过孩子，还给一个礼物连锁店做过装潢设计。我还是一个忠实的听众——乐于听别人向我倾诉烦恼，而不是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问题。因为这样，总是有朋友愿意让我搭顺风车，把我载到我要去的地方。从1958年到1961年，我收集整理了“尼姆•威尔斯作品集” （尼姆•威尔斯是我的笔名） ，送给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包括长达6卷的油印历史资料。我奉行回归自然的原则。在我的院子里，我听任白英草自由生长，这样鸟儿就有得吃，土拨鼠和野兔也有藏身的地方。 我修剪树木时专门把小树枝堆起来为鸟儿搭个窝。一年中，会有46种不同的鸟类来我的院子做客。在康州高速修建之前，这里经常会有鹿出没，麝鼠和苍鹭也会出现在池塘边。直到现在，一到冬天，负鼠每晚都会到我的院子来找吃的。我以前还养过小狗、小猫等小动物。不久前我才开始有电视，是一台二手电视。我时不时打打桥牌。我喜欢方块舞、圆舞、民族舞和任何形式的舞蹈。我从来没有感到生活无聊，也从不感到寂寞。我总是很忙，总是有兴趣学习新东西。我把阅读《大英百科全书》作为消遣。但是上面所写的东西，除了证明我的写作素材丰富之外，并没有太多价值。生活的种种压力，影响了写作的质量。1949年至今，我仅出版了3本书。1970年后我的一些书才开始有重印，到目前为止重印了4本书（1949年之前我已出版了4本书）。这些不包括前面提到的那6卷油印的书和22本家谱学方面的书和小册子。我手头有两本书随时可以出版。我还写了12本书的手稿和3本有关康州麦迪逊、吉尔福特和赛布鲁克3座城市历史的剧本。我收集相关资料来写有关麦迪逊市的一段历史，也收集资料来写一本有关书的书（主要是和妇女及图书有关的文学评论）。 我差不多是每年写一本书，赛珍珠自1930年以来每年出2~3本书，赚了几百万，而我却几乎付不起我的油费，这时常引起我的思考。我把我的作品寄给出版社时，编辑总是告诉我，有关中国的作品很难再出版，因为赛珍珠写的有关中国的书在市场上已经够多了。我至今还没有找到我的读者，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在。或许在我1949年遭遇人生低谷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我的思想比我所处时代要先进30多年，我总是和未来为伍。1971年，事情逐渐有所转机，仿佛一夜之间，我的生活内容成了热门话题——有机生活、女性解放、中国共产党、合作社（及手工艺）。其他的内容或许会成为下个潮流的热门话题。 换句话说，我的生活，我的思想好像成了对未来的预言，这是我在茫茫的荒野上独自走出来的一条路。我能够看到不同线条交汇之处的“欧米茄点”（这是我的老友德日进神父的原话）。领袖的作用就是要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不会被“现在”的泥沼所困缚。我从来都不是一个追随者。我总是在很多我所涉及的领域做奠基性的工作，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我是走在未曾有人走过的道路上的先行者。费正清博士1972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我从未见过像您这样在近代中国史如此多的领域有过开创性贡献的人。当然，能否获得社会的认可是无法预测的，而且认可常常来得太迟，以至于被认可的人已经无法享受。但是我认为您这些年来对青年人思想的引领非常的正确。”我找到了一条新路，在这里，身体近乎匮乏，内心却无比的富饶。我放弃了众多的物质需求，从而换来了内心的自由——这种自由可以让我如愿地进行“自己的工作”，而到目前为止，这件特别的事情尚未完成，我依然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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