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多年前的1822年，生活在清朝嘉道年间的苏州世家子弟顾禄，在山塘街寓所完成了十二卷《清嘉录》，以编月的方式，旁征博引，详细记述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节令风俗，成为后世了解地方民俗*著名的著作之一。在顾禄完成《清嘉录》66年前的1756年，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完成了长达197章的巨著《各民族精神与风俗》（后世简称《风俗论》）。伏尔泰认为，中国在政治、法律、文化、伦理、道德、宗教各方面都优于西方。他甚至以中国的一切为蓝本来批判西方的制度。伏尔泰这样写道：“（中国的）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传教士往往看到农民按当地的习惯，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他们互相帮助，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问题。”（《风俗论》*章）伏尔泰没有到过中国，他依据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记录想象这个古老国度的风俗。这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一道思想风景。它至少表明，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仍然是西方人仰视的礼仪之邦。而从顾禄《清嘉录》的记述看，至少到19世纪上叶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传统风俗相当规整地被传承下来，尤其在苏州这样的“前现代化*城市”，积淀深厚的风土民俗无疑具有示范效应。风俗作为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风尚、礼节和习惯，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建构的思维方式被文化学者称为“深层结构”，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任何制度设计。连一度称为“显学”的制度经济学派也认为，制度根植于人群的习惯或风俗，这类“非正式制度”（习俗）往往会深刻影响任何制度的执行效果。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