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者的技术》中，作者提供了关于19世纪视觉文化别开生面的研究视角，更新了我们对视觉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等问题的理解。 有别于一般的研究方法，作者不是通过对艺术作品和图像的研究来思考视觉问题，相反，他分析的是观察者主体的历史建构。他坚持认为，视觉的问题与社会权力的运作不可分离，并考察了自18世纪上半叶以来，观察者是怎样成为了新话语的装置，视觉是怎样作为一个生理学事件而置于身体之中。克拉里指出，除了生理光学的突然出现，关于“主观视觉”之理论与模型的发展，也赋予了观察者一种新的自主性和生产性，与此同时也使得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和视觉标准化得以产生。作者考察了哲学、经验科学、大众视觉文化等诸多要素，并花费很大篇幅去讨论光学装置（比如透视镜）和摄像装置的重要性，细究它们是如何成为一种新的生理学知识的产物。他同样展示了，那些大众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以这些抽象的视觉模式为基础。他主张，关于视觉的模仿性或线性透视式的视觉和表征定义，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在不同的权力机构和话语中就已经被废弃，远远早于1870年代现代绘画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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