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京都议定书》

　　当我读完格瑞希拉和克里斯坦合著的《拯救（京都议定书）》一书的时候，首先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及时”两字。此时，人类正处于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因为自1992年里约气候大会以来大气中新增加的温室气体迅速使气温升高至接近人类可以承受的上限。但是，如果国际社会还不能就未来的气候制度框架达成一致的话，于2009年年底举行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也许会和京都谈判一样喜忧参半。分歧产生的根源之一可能是各方并没有对支持还是反对《京都议定书》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我曾参与了从京都谈判到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COP6）的国际气候谈判。很遗憾，欧盟和美国没有在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就如何执行《京都议定书》达成协议。当时，美国正处于克林顿执政的*后时期和乔治·布什竞选的*关键月份。尽管当时我不太赞同《拯救》提到的“总量控制与交易”途径，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保护它的成果，至少是在前途渺茫的情况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格瑞希拉以及她的同事，如迈克尔·格鲁勃（Michael Grubb），确实逐渐使我从碳交易机制中看到了一线希望，而此前我一直认为碳交易机制要比协调国内碳税制度复杂得多。我理解《京都议定书》的怀疑论者，尽管他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全面的又不面临明显的政治接受力问题的替代品。依我之见，主要的风险不在于对《京都议定书》的质疑和寻找它的替代品，而是这样做时忽略了它的精髓、它的整体一致性以及它表现出的深刻的政治合理性。这会使我们把时间浪费在不顾一切地试图重塑它，或者浪费在永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纷争之中。《拯救》就是这样及时，因为它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京都议定书》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产生，在当前环境下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它是对哥本哈根会议前后关于气候制度的各种观点的如实解读。它的优点就是科学地分析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面解释了“总量控制和交易”途径的经济、伦理与政治内涵，详尽地回顾了气候谈判的长期过程，评价了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剖析了建立将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一定水平之下的气候制度过程中的潜在障碍。作者还分析了人类陷入如此困境的主要原因，如在贸易与环境之间做出错误选择，以及欧盟提出限制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碳进口——这降低了转向低碳发展道路的积极性，破坏了全球性交易的政治接受力。正如格瑞希拉和克里斯坦所指出的，《京都议定书》需要修订。除了CDM改革等一些技术性问题（但很重要）外，《京都议定书》的修订意味着调整其结构，使其具备应对金融危机和强化国际经济实力再平衡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哥本哈根谈判是不合时宜的。“总量控制与交易”的优点就在于能够实现南北之间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不是通过收入转移而是通过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碳排放限制实现的。但是，即使在贫富差距就是南北差距代名词的20世纪90年代，北方的公众舆论也普遍认为那些财富转移不是用来“出售”的。目前，正当北方富裕、南方贫穷的格局被迅速崛起为候补经济力量的中国、印度以及巴西打破之时，出售它们也被证明是很难的事情。然而，金融危机恢复了哥本哈根谈判的及时性，这也许正是第7章的引人入胜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应该重视第7章提出的一些观点。它先从不确定性的角度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经济需要一些机制去树立信心和刺激能够发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引擎的巨额投资。与碳交易市场相联系的全球新型金融机制能够促进节能减排领域的投资，同样也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拯救》建议，《京都议定书》途径可以扩展到解决其他环境问题，以便于在推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格瑞希拉？齐切尔尼斯基（Graciela Chichilnisky），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信息与资源项目主管和风险管理协会主任、美国数学协会会员、美国经济协会会员、美国统计学协会会员、莫纳什大学杰出教授，并担任《经济研究评论》、《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等期刊编委会委员，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盟委员会任职，是联合国国际贸易、金融和气候变化问题专家，是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是IDEAS排名前5%的经济学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起草人，IPCC报告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