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立法研究

　　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以强化腐败预防立法体系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路线，主要为英美、欧陆等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所采用。扩张公共权力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导致了现代腐败的泛滥，为有效控制腐败，这些国家尝试从探究腐败发生的根源性原因入手，建构以防范、制约公共权力为中心的反腐法律制度体系，将腐败治理与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有机结合，从腐败发生的源头探寻使公共权力不能腐败、公共权力行使者不敢腐败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缓解了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分配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据对腐败的根源性思考而形成的积极治理主义理念为导向，这些国家相继建立起控制公共权力分配与运行中滥用机会与可能的制度体系。先现代化国家的反腐立法，由权力控制法、权力透明法与滥用权力惩治法三个子系统构成，以权力控制法的优先发展为起步，将权力透明法作为连接权力滥用法的桥梁，建构起具有内循环性的腐败控制系统。对英美腐败犯罪控制法的研究发现，腐败控制法始终是立法活跃的领域，其立法变动、调整速度远大于权力滥用惩治法的修正频率，以英国腐败惩治法为例，从1916 年英国颁布修正的《预防腐败法》，进一步严格腐败犯罪的罪过原则，大限度地提升惩治法的效力，直至2003 年英国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特别是针对海外腐败犯罪治理的需要，再次提出修正《预防腐败法》的动议，在此期间，对权力控制法的修正已经过了多次大规模的调整，而权力滥用惩治法却基本保持稳定，美国的情况大体如此。 二是以强化腐败惩治立法体系为核心的发展路线，主要为中国以及其他后现代化国家所采用。基于加快社会发展、缩短现代化进程的需要，此类国家的公共权力得到了前所未you的扩张，由此导致腐败的盛行。面对腐败的泛滥，为迅速扼制腐败蔓延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受到此类国家法律文化传统中所固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了以突出腐败惩治性措施为核心的立法战略。强调不断完善腐败惩治法，注重腐败的事后惩治，这种立法模式尽管使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根本无法实现腐败有效控制的目标，腐败治理的形势正日趋严峻。反腐败立法体系建设与发展路线选择，对腐败治理成效的影响重大。不仅如此，两种反腐败立法模式根本的差异在于，所奉行的立法理念不同，前者是以积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立法活动，而后者则是以消极治理主义为导向的立法活动。

　　刘艳红，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究基地主任、反腐败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江苏省教育先进个人工作者、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江苏省十大优秀青年法学家等。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各类项目30余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6部。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等各类奖励十余项;主编《刑法学总论/各论》获评江苏省学校精品教材，《刑法学（上/下）》入选江苏省“十二五”高校重点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