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国父们并未支持人民的知情权，并未支持政府信息公开、医生向患者坦陈病情、商品标签讲述商品实情、公布工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这些事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出现的。“透明”这一观念兴起于20世纪50－70年代（远在互联网诞生以前）。它是一些锐意改革的政治家、记者、“看门狗”团体和一些社会运动培育出的果实，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机构对批判的倡导为它提供了养分。 在《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中，作者探讨了《信息自由法》的颁布、超市商品商标改革、国会立法“阳光”改革、“环境影响评测报告”制度的建立、无党派性和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增多等有助于开启信息公开实践的个案，并指出，它们让“知情权”进入了政治生活并改变了传统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对政党和选举的关注减少、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增多、政府受到全年不断的监督、政治与社会以及公与私之间的界限变模糊。“知情权”的兴起标志着民主自治进入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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