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新兴的中国知识阶层出了几位学贯中西的巨人,如严复、胡适,而钱锺书可能是这一脉在20世纪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钱锺书家学渊源,不但古文根柢深厚,不到20岁就替父亲捉刀代笔,为国学大师钱穆作序,而且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每学一种欧洲语言,皆从该语言的经典着手,学德文读歌德,学法文读拉伯雷,学意大利文读但丁,其积学之富,令人叹为观止。钱锺书又以《围城》等小说屹立文坛,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并辟专章讨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么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大天才,却未能完全发挥自己的才智。虽然钱锺书还有《宋诗选注》、《管锥编》等学术著作问世,但是以他的学问和才具,若能恣意挥洒,成果当远远不止于此。1980年代之后,钱锺书逐渐受到中外学界的重新肯定,一股钱锺书热愈烧愈旺,隐然有“钱学”成形之势;多少人到了北京,都要慕名前往三里河的钱宅一访。然而,对照钱锺书一生─青年意气风发,惜墨如金;中年身处铺天盖地的斗争浪潮中,立说无着,美志不遂;晚年即使有意创作,也有时不我予之憾——这股热闹的背后,却是无可奈何的苦劳,无可言喻的静默。 汤晏先生受过专业史学训练,且与钱锺书夫妇书信往来达二十年之久,浸淫之深,查证之详,用功之勤,文笔之畅,在在令所有相关著作相形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