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北汉代烽燧遗址获得简牍七百余枚汉简以来，在敦煌、酒泉、张掖等汉代边郡的烽燧、古城遗址发现包括居延旧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数万枚汉代屯戍简牍，构成我们了解汉代西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资料。肩水金关遗址为汉代张掖郡两都尉（居延都尉、肩水都尉）之一——肩水都尉所辖肩水金关所在地，位于今甘肃省金塔县北部。在该遗址主要有两次发掘获得汉简。1930年—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瑞典人弗克·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一万余枚汉简，俗称 “居延旧简”，其中包含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八百五十余枚，出土地点标记为A32。1972年至1976年，居延考古队在“居延旧简”出土地区再次发掘，出土一万九千余枚汉简，即“居延新简”，主要包括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甲渠塞第四隧和肩水金关遗址三处遗址出土的汉简。其中肩水金关的发掘共开探方三十七个，获得汉简一万一千余枚。2011年至2016年，由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现甘肃简牍博物馆）等组织陆续出版《肩水金关汉简（1-5卷）》，收录此次出土的全部简牍。《肩水金关汉简（1-5卷）》的陆续公布极大推动了西北汉简的研究。目前已有的肩水金关汉简研究在简牍编联缀合、释文校订、文字研究、历谱年代考释、历史地理、政治法律军事经济等制度、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研究。肩水金关汉简数量大，资料丰富，内容广泛，在资料利用上还有很大的发掘潜力。特别是肩水金关遗址作为重要的关卡，在当时额济纳流域边塞上具特殊地位。出土资料表明，肩水金关遗址“兼有关卡、斥候、驿廄等多种职能”，并紧邻肩水候官。肩水金关中过关文书如过关传、致籍、符等资料丰富，对研究汉代关隘管理制度具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这方面的问题又相当复杂，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达成共识。2015年底我入吉林大学古籍所博士后流动站，当时正值《肩水金关汉简》已出版四卷，第五卷即将出版之时。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背景，我选定“肩水金关汉简（1-5卷）法律资料辑录”为题开展研究，2017年获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本书是入站以来在做博士后选题研究的同时，在以下三个方面略有心得的几篇习作结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肩水金关汉简校释研究。 《肩水金关汉简（1-5卷）》图版清晰，与原简保持等比例，为简牍编缀、校释提供了良好条件。简牍编缀、校释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非常重要。姚磊等人取得了很多成果，郭伟涛的《肩水金关汉简缀合一览表》为本书写作提供了很大便利。本人在此方面的几篇短文仅是一丁点偶得而已。第二至四章为第二部分，肩水金关汉简关隘通行管理制度研究。 已有的利用汉简的关隘管理制度研究，主要是结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奏谳书》案例，以及西北汉简中有关肩水金关、玉门关的内容，在关吏职官、出入凭证制度、特定人员物资过关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研究。其中过关凭证制度研究，主要是从力图辨析传、致、符等各种凭证的差别和适用范围角度入手。但多年来过关凭证制度虽是简牍研究的热点问题，但一直持议众多，莫衷一是。在肩水金关过关制度研究上，我的思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一开始我也是力图辨析各种过关凭证的差别和适用范围。但研读过程中发现过关凭证并不是割裂存在的几种凭证，而是和关隘管理实际运行密不可分，凭证的种类、特点和使用范围是出于关隘对各类人员物资管理需要而设置的。同时，过关凭证制度也体现出关隘管理和其他管制制度如人口、马匹、物资等管制制度的密切配合。此外，对过关凭证的数据统计、合校上计等体现出汉代行政管理体系的细致严密性。因此，过关凭证的研究必须放在关隘管理的实际运行环节，放在关隘管理和各项流通管制的整体视野中来进行考察。这一研究思路的调整，应该对理清包括过关凭证制度在内的汉代关隘管理制度研究具一定意义。只是由于我认识到这一点时间不长，能力有限，书中只大体展现了这一思路，在具体论证方面还有很多缺陷。本部分内容分布为，第二章，关隘通行管理环节研究，主要阐释以过关凭证为媒介的关隘管理实施的三个环节构成，以及关隘管理运行环节中关隘管理和其他管制制度之间的关系。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在对通行管理环节研究基础上，分别对过关凭证“致”和“过关符”的专题考察。第五章为第三部分，简牍中法律资料研究。 包括三篇论文，涉及肩水金关汉简，也涉及其他汉简和部分秦简内容。分别是对汉简中缉捕逃亡的“命”制度研究，汉简所见吏卒逃亡案件举劾时限研究，秦汉奴隶交易风险问题研究。丰富的出土资料为当代学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学力有限让我深感惭愧，错误和纰漏之处肯定很多，敬请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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