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翚《仪礼正义》研究

　　在儒家经传诠释体式中，义疏以系统、周详为优长和特色。群经义疏既是学子入门阶梯，亦为经师治学义府，因而“言经学者，莫盛于义疏”（孙诒让《刘恭甫墓表》）。义疏之学兴于中古，如《仪礼》一经，南齐贺场有《礼讲疏》，贺琛有《三礼讲疏》，陈沈文阿有《仪礼注》；北魏刘怀方有《仪礼疏》，北齐黄庆、隋李孟悊有《仪礼》章疏。唐永徽年间，贾公彦以黄、李二家为本，“择善而从，兼增己义”，裁成《仪礼注疏》，朝廷著于功令，学者奉为圭臬。宋熙宁年间，以《仪礼》于经世为迂远，不列取士科目；南宋以降，理学家说经，义重性道，文尚简易，学者宗之，义疏之学渐衰。故清儒感叹“三礼之学，至宋而微，至明殆绝。《仪礼》尤世所罕习，几以为故纸而弃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仪礼述注”条），或深悯义疏之学“旷然中绝者逾五百年”（孙诒让《刘恭甫墓表》）。至清代，“通经学古”思潮兴起，钻研十三经注疏成为士林风气。阮元说：“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礼学是经学研究的突出重点，“学者不通典礼，不列名家”（郑知同《仪礼私笺后序》）。众多朴学家的考据实绩证明，不仅理学家论说古礼多有舛误，《十三经注疏》也不能令人满意。如《仪礼注疏》，“或解经而违经旨，申注而失注意”（罗椒生《仪礼正义序》）。故陆续有学者展其所长，撰著新疏。胡培晕积40余年心力，历览众说，集腋成裘，撰《仪礼正义》。清代《仪礼》学与宋、元、明盛衰迥异。这一逆转缘何得以实现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清廷大力提倡礼学研究，对学者起到导向作用；汉学家厌弃理学末流空谈心性，普遍重视古礼考证；朴学考证方法日趋精密，为《仪礼》考释创通了道路。这些因素都不可忽视，但清初硕学鸿儒，特别是顾炎武在经学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对《仪礼》学持续繁荣，尤具关键意义。

　　陈功文，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研究，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在《安徽大学学报》、《图书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项，博士学位论文《胡培翠研究》获2012年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