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北古陶录：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品集粹（套装全2册）》是一部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先秦时期陶器为主的资料集。据了解，这些陶器多为县域境内所出。崇明古陶瓷博物馆所在的光泽县位于福建的西北部，是闽江上游富屯溪的发源地，也是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路径，素有闽赣咽喉之称。境内四周群山连绵，中部地形较为平缓，为低矮的丘陵和河谷平原。大乾河和西河为境内主干河流，自北南流。已经发现的数十处先秦时期的遗址即分布于河流两岸的丘陵之上。因该区域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考古工作-直比较被关注和重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做过初步的田野调查，并有若干重要的发现。1981至1983年在进行第二次文物普查时还做了小规模的试掘，在白主段、马岭、香炉山和杨山几个地点各清理了几座墓葬，发掘者通过对出土物的比较分析，对各遗址的年代有了基本的判断。1995年秋季福建博物院对池湖遗址积谷山、粮库后山和外罩山三处地点的发掘是境内第1次主动性的正式发掘，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不仅新获若干完整陶器组合的墓葬材料，而且第1次发现了“白主段类型”的大型墓葬。基于这些调查和发掘材料，对闽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及文化特征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闽北地区先秦文化与周邻地区其他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亦籍由这些新发现而日趋明朗5。这些成果是我们整理并认识崇明古陶博物馆藏品的重要参考。编辑该书的初衷一是因为这批资料本身的重要性，有必要将其刊布，以为研究提供可用之素材；二是希望对研究力量十分薄弱的民营博物馆提供必要的学术支持和正确的**，共同编著藏品图录是为途径之一。《闽北古陶录：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品集粹（套装全2册）》所选录陶器兼顾了年代和器类两方面的因素，基本上涵盖了闽北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极少部分可至汉代）时期各不同时段的典型器物。虽然大多数的器类都曾见于以往的调查和发掘所获，但仍有前所未见者或保存状况好者。该地区发掘报告之外的陶器著录几乎没有，而过去发表的报告往往图像质量多不甚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研究带来许多的不便，《闽北古陶录：崇明古陶瓷博物馆藏品集粹（套装全2册）》的出版也许可以稍微弥补这方面的缺憾。就所录器物资料可以讨论的内容很多，书中只选取了其中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交流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稍微深入的论述。原始瓷和印文硬陶是我们了解当时南北方文化关系的重要线索，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关注。对中原地区出土夏商周时期原始瓷和印文硬陶产地问题的讨可谓论旷日持久，至今仍悬而未决。罗汝鹏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整理的资料，撰写了《闽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与崇明古陶博物馆藏陶器》、《从“象鼻盉”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一论夏商时期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两篇论文，提出了_一些新的观点。他通过对“象鼻盉”（B型）、原始瓷折肩大口尊两种器物源流关系的梳理，认为中原王朝（二里头、郑州商城遗址）所见两种同类器物当属来自东南地区的“贡赋”。并将其产地推定为闽浙赣交界地区。从已有的考古证据而言，关于产地的意见是可信的，至于是否为“贡赋”之内容，还缺少充分的理由。二里头时期的“象鼻盉”与“鸭形壶”（马岭类型），商代早期的原始瓷大口尊（A型。白主段类型），西周时期的原始瓷豆（稍晚于白主段类型）等互见于相隔千里之遥的南北两地，期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些器物的流通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有待于将来很多的新发现。黎海超最近提出“早、中商时期，北方地区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来源于南方的多个地点，包括盘龙城、吴城、池湖等，其中南方多个地点的器物可能有部分通过盘龙城遗址转运北方，也或有直接传播的现象。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当是商王朝与南方地区资源流通的一部分。在南北资源流通的路线中，铜料资源可能才是流通的主体，而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或作为附带品存在。此时商王朝以盘龙城作为直接据点控制南北资源流通”。就商代前期的情况，这种推测或可备一说。那么，二里头时期的交流该如何解释呢？依然无解。随着新的考古材料不断丰富，闽浙赣交界地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正逐渐显现。我们通过该区域陶器为主所反映的文化复杂性，不仅可以建构先秦时期“百越”地区的文化交流网络，而且也有了更充足的证据建立起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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