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研究

暂缺《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研究》简介

　　方建移，男，浙江富阳人。199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曾在政府机关和企业任职多年。2003年迄今在浙江传媒学院工作，现为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公共决策与舆情研究实践基地负责人。世界民意研究会会员、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传播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主要为舆情分析和受众心理。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6项，出版著作（含教材）8本，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心理科学》《国际新闻界》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目录】*章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的重大意义一、解决垃圾围城的问题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三、提升地域品牌四、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五、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六、提高国民素质和公德意识七、促进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建设八、从小培育公民素养第二章 垃圾分类实施的现状与问题一、垃圾分类实施的现状（一）调查方法（二）调查发现1.多数小区垃圾分类名存实亡2.部分试点小区仍在艰难推行3.小区类型与居民结构影响垃圾分类的实施成效二、垃圾分类中存在的问题（一）相关法律规章不够具体，可操作性不强（二）分类标准科学性与合理性不足（三）垃圾混装清运的情况还比较普遍（四）垃圾分类工作的传播效果差（五）未能发挥社会力量的协调配合及作用第三章 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的具体对策一、高度重视二、顶层设计三、逐步优化垃圾分类标准四、全面推行干湿二分法五、城乡联动六、提升生活垃圾后端处理能力七、充实物业管理职能八、健全志愿者管理九、推动垃圾分类从被动应付向主动参与转变十、培养市民接轨世界的环保理念十一、趁热打铁，坚持不懈，促成市民良好习惯的形成第四章 公众的风险感知与垃圾焚烧项目实施中的社会沟通一、事件回顾二、研究方法三、研究发现（一）居民的风险感知被放大（二） “禁果效应”的负面影响（三）居民的无奈、无助和愤怒（四）微信群使抗议活动更易组织（五）同类事件具有负面强化效应四、社会沟通（一）把群体性事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本（二）慎用警力，切忌把群众推向对立面（三）摒弃“王婆卖瓜”式的风险沟通模式（四）加强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公开（五）及时让公众感受到环境的改善和政府整治环境的努力（六）媒体报道应关注受众的认知和情感（七）善用第三方原则，创造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社会观感（八）充分利用居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热情和智慧附1关于垃圾分类实施状况的调查问卷附2关于垃圾焚烧项目与事件的访谈提纲【前言】自序垃圾分类与治理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用时越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就越少，从而对环境安全和人类文明的贡献就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垃圾分类与治理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和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垃圾无害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垃圾分类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对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可以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得到再次利用。自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以来，一晃将近20年过去了。尽管各城市一直在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收效却并不明显。以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440公斤计，全国600座城市堆放80亿吨垃圾。这么多的垃圾如何处理？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步就是分类。垃圾分类看似个人的“私事”，实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公事”；垃圾治理看似小事，实则关系子孙后代的大事。垃圾分类与治理，是个循序渐进的漫长过程，是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靠几代人的教育、习惯的培养以及不懈的努力，但现在不抓紧时间做或做得不好，城市堆积如山的垃圾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垃圾分类与治理涉及千家万户，关乎公共利益，属于典型的公共决策范畴。所谓公共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机构作为管理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目标设计、方案抉择活动。如何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当今社会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正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途径。公共决策过程有没有公民的参与，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利益需求，是否契合民情民意，决定着公共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与实施中的可操作性。无论是国内多个城市近二十年来垃圾分类的停滞不前，还是垃圾焚烧项目屡屡“沉默立项开始，聚众反对叫停”，都有力地证明，只有重视民意研究，及时把握公众的立场和态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社会沟通和舆论引导，才能提升公共决策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执行的成本，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经济市场化、政治现代化、利益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使主体意识日渐觉醒的民众开始积极寻求参与公共决策的途径和权利。民众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政策安排，不再满足于仅仅通过少数代表行使表决权，不再甘于作为动员参与的工具和被动的执行者、服从者，而是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介入公共决策过程。因此，通过政治动员、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取民意，已经难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以民众表达为基础、公民参与为具体方式的新的公共决策模式，在政府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正日益为社会所接受。垃圾分类工作中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只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垃圾处理项目建设中所在地居民对项目风险感知的非理性放大都表明，公众参与对于确保公共决策的公共性、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提升政府形象、培育公民社会均具有积极的意义。近年来，本人一直致力于受众心理和民意调查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公共决策。2010年，针对杭州市新推出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实施方案撰写了《行动离态度有多远——杭州市“垃圾分类”舆情监测报告》，对垃圾分类实施的现状、市民的态度和行为、政策传播的成效与不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跟踪舆情，剖析民意，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趁热打铁，巩固现有成效，促成市民良好习惯的形成”“加强监督，适度曝光垃圾分类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正反榜样”“进一步加强‘限塑令’的执行力度”等建议。2012年，本人申请的“公共决策与舆情研究实践基地”获得了浙江省提升地方高校办学水平专项资金的资助，这为民意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2014年中标的杭州市决策咨询委招标课题《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决策的社会沟通协商和舆情应对机制研究》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将民意研究服务于公共决策的决心。当前，我国大部分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还比较浅显甚至片面，能够身体力行自觉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人少之又少。相应的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部分城市尽管出台了垃圾分类的相关条例，但由于配套政策不完善，监管不严，大都形同虚设。大部分城市的垃圾处理只是停留于“清运”，谈不上真正的无害化处理，更谈不上全面的回收利用。针对居民所征收的垃圾处理费普遍过低，“谁污染谁付费”的机制和理念尚未确立。资源回收企业技术水平低，规模化程度小，盈利能力差，市场培育不完善……以上种种，致使各地的垃圾分类十几年来“试而不行”，垃圾治理冲突不断。2016年，本人主持的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与社会沟通机制研究”获得立项。本书即为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们运用深度访谈、实地观察、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小区、不同年龄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住户，以及小区保安、清洁工、物业公司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城郊接合部、农村的垃圾分类与治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垃圾焚烧到底会不会对公众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怎样才能将垃圾焚烧的污染排放控制在安全范围？现有的垃圾分类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它与垃圾焚烧有哪些关联？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成员对2014年5月10日发生在杭州余杭和2016年4月21日发生于浙江海盐的两起因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田野调查。基于上述调查，分析当前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多年来的成功经验，提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与垃圾治理的具体建议。希望本研究有助于打破垃圾分类“试而不行”的魔咒，促进垃圾分类与治理工作的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