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9年《民族研究》复刊至20世纪90年代，《民族研究》间断性地刊发了一些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展开研究的文章。这些调查材料，有的是作者亲自调查得来的，有的则来自作者对各类调查材料的整合。此类调查及研究，有不少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框架，对生活在异域文化空间的少数民族社会形态及性质进行揭示；还有一些以少数民族文化习俗为研究中心，对单一的少数民族文化习俗进行静态描述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分析。这一阶段，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恢复重建时期，《民族研究》在此阶段刊发的田野调查与研究类文章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恢复重建的一些具体特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的不断引入，尤其是受到西方反恩人类学“解构”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面临着由传统叙事范式向现代叙事范式转换的学术转型。如何进一步将西方理论与本土学术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对日益受到现代性影响、不断流变的“中国田野”做出新的描述与分析，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新的探索方向。本着反思、探索与创新的精神，为了使上述问题的解答与求证能够有一个实践与累积的平台，《民族研究》自2002年第3期起创设了“田野调查与研究”栏目。“田野调查与研究”栏目，主要以“中国田野”为实验基地，是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认知田野、反思田野与探索田野的重要窗口。《民族研究》从2002年第3期到2014年第3期12年间，“田野调查与研究”栏目陆续刊布了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民族宗教文化的现代化——以三个少数民族村庄神龛变迁为例》、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冯敏研究员《川西藏区的扎巴母系制走访婚》、清华大学高其才教授《现代化进程中的瑶族“做社”活动——以广西金秀郎庞为例》等135篇文章。如果说栏目刨设之前《民族研究》刊发的田野调查类文章是以“社会历史”调查为主，突出的是“社会形态”和“文化习俗”叙事；那么栏目创设之后《民族研究》刊发的田野调查类文章则以“文化变迁”调查为主，突出的是一种“文化杂糅”叙事。总之，栏目刊发的这些论文在中国田野叙事方式上有新的拓展，集中代表了“田野调查与研究”栏目在田野叙事方面的新取向。这些文章，内容涵盖宗教与民间信仰、婚姻、仪式、经济与习惯法、社会组织与文化认同、文化变迁等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主题，为以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者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诸多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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