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我们原计划在11月份举办一次相关话题的活动，但因承办方的原因，在临近会期的时候被取消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们有点措手不及。陶博士知道了这一情况，便主动请缨，12月份我们在枣庄学院顺利举办研究会的年会。尽管筹备时间很短，但在陶博士和枣庄学院全力支持下，当然也有相关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这次年会举办的非常成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接触，我们深深体会到枣庄学院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的热情而且专业的精神。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语和民族文化研究方面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在《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1624-1945）》即将出版之际，陶博士请我作序。其实，在台湾少数民族研究方面，我还没有这样的资格。但我愿意把这项任务作为一个机会，一是将其作为向陶博士和枣庄学院表示感谢的一次机会；二是将其作为我们的友谊和合作持续下去的新起点。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1624-1945）》，并不内行的我只能算是“看热闹”，交流点自己初浅的体会。首先是全书所呈现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深入把握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的变迁，有助于理解当前台湾少数民族研究中的处境和矛盾性心态，有助于澄清一些事情。如在台湾学术界，有相当部分的学者把清政府对台湾少数民族的治理等同于荷兰人、日本人，甚至武断假设如当初清廷迁人弃地．荷兰人必重据台湾，而平埔人则可能成为今天台湾的主人。这种说法会给台湾人民造成严重的误导，甚至还会在民族中间造成新的仇恨，引发不必要的民族冲突。《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1624-1945）》在论述过程中，区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政策，展示台湾少数民族和祖国大陆人民的血肉联系，以历史事实证明，台湾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次是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当前大陆地区部分研究存在着模式化趋势。例如，对于荷据和日据时期的民族政策，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批判和谴责，而对明郑与清代时期的民族政策多有褒奖。其实，荷据和日据时期的殖民统治我们固然应当批判，但上述两个时期在台湾的开发进程中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其对少数民族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对明郑与清代的民族政策而言，固然需要褒奖，但无论是郑氏集团还是清政府，对少数民族军事上的讨伐、政治上的镇压、经济上的剥夺都时有发生，而且这些政策也的确给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从史料本身出发，对台湾历史上的民族政策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和分析，而不是一味地从政治的角度去讨论这一问题，是有相当难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少数民族政策研究（1624-1945）》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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