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借《新史学》一角，编纂医疗史的专辑，并名之曰“医疗史的新探索”，一方面固然是希望藉此向学界展示海内外中国医疗史研究的新进展、新成绩，更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才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来。同时，也是希望能够通过展现这一新兴研究的新追求、新取向，并阐发其意义和价值，来推动该研究的不断向前发展。这里所收入6篇专题论文和2篇学术述评，虽然在内容和方法上未必完全如我们上面所述，可归于比较典型“生命史学”的范畴。但相较于大多比较传统的研究，称其为中国医疗史的新探索，应是名至实归。这些研究基本都具有社会文化史的视角，且颇多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身体史和性别史的色彩。不仅如此，它们还大多与我们倡导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关注历史上的生命的诉求相关。周启荣的《医治公众：清代士商社会的公共与慈善医疗服务》最终的落脚点虽然是期望通过明清慈善医疗的探讨，展现清代社会的士商社会特性，但其文章中诸多具体论述，实为我们更好了解和认识当时社会的医疗场域、行为和方式提供了可能。边和的《谁主药室：中国古代医药分业历程的再探讨》是一篇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究中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医疗行为中医学和药业关系的力作，不仅颇为清晰了梳理出来医药关系从医者医药合一到医药分业的演变历程，而且还能立足日常生活的逻辑与语境，对这一演变的原因和意义做出来颇为深入的阐释。董琳的《“药气蒸为瘴”：大黄隐喻与清代士人边地观》通过大黄这味常见药物的隐喻的文化史解读，赋予了药物以生命的意涵。而张瑞的《疾病的文化意义：晚清日记中的病痛叙事》则更是利用日记等私人化记录，探究了生命应对病痛苦难的体验和应对及其所反应的社会文化意义。皮国立的《从镇静到补养的救赎：民国时期新医药对纵欲致病的医疗史》则以较为丰富的史料和颇为细腻的笔触，书写了民国时期人们在面对诸多所谓纵欲行为是身体经验。沈宇斌和范瑞的《近代中国的疾病、身体与成药消费文化：以五洲大药房“人造自来血”为中心的考察》则以“人造自来血”为例，重点考察了近代药物的消费文化是如何型塑和影响人们的疾病感受和身体体验的。陈昊和杨璐玮的两篇学术述评，则直接面对国际医史学研究中身体、性别、药物交流和知识生产等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和全球史研究前沿议题，通过有针对性地评述几本较新重要著作，探究了同样是前沿研究的中国研究和西方研究在立意和旨趣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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