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确定“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为中心的重点研究课题。“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课题是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青藏高原是我国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和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战略布局，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发展生态文化，讲中国生态故事，让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现美丽中国魅力的观念，服从和服务于中央关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设生态文明的科学理念而设立的。藏族神山圣湖信仰是青藏高原生态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藏族生态伦理与生态习惯法的基础，它提出了崇敬自然、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建构了自然一人文统一的生态系统，主张奉行和谐、节制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适应高原环境的游牧和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保护了青藏高原这块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藏民族的山水和信仰。从历史、现实、理论三位一体的角度研究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和具有高原特色、民族特色的山水文化，将青藏高原各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对高原山水的崇敬、保护的理念和习俗完整准确地介绍给国内外的广大读者。笔者出生、成长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与果洛藏族自治州交界的同德县纯牧区巴塘草原.自上世纪60年代末参加工作以来，先后在青海、北京、甘肃等地的党委、政府、共青团，以及学术研究部门供职，所从事的工作大都和青藏高原有关。几十年来，几乎走遍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出于对生我养我的家乡的热爱，我一直用心思考着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问题，撰写了不少相关的调研报告和论文，呼吁全社会关心、关注、关爱伟大祖国这一独特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生态环境。这次由我组织研究团队，担任“青藏高原环境与山水文化”课题的负责人，是我近30年持续进行的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工作的继续和深化，也是我在上个世纪主持的国家重大研究项目“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课题的延续和提升。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团中央工作时，曾经在吉林大学攻读在职硕士学位，毕业时学位论文的题目是《青藏高原环境保护问题》，论文受到当时的指导老师和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的学者们的肯定和支持。1993年我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提出做“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课题，得到当时国家科委、环保部、农业部、林业部、地矿部、水电部、能源部，以及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支持，他们认为这一课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立意高远，富有前瞻性。课题从战略高度提出在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保护青藏高原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分析和研究青藏高原生态在中国乃至全球环境中的地位与作用，为青藏高原未来环境与发展建言献策，提供决策依据。“青藏高原的环境与发展”课题紧密结合青藏高原的环境现状和未来发展，以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应成为国家战略；青藏高原的发展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首位；青藏高原经济应定位为生态主导型经济、特色产业型经济、科技增长型经济和高原特色旅游型经济。课题相关成果发布以后，反响较大，应用率很高。比如，近些年出版的有关生态和环境方面，特别是青藏高原方面的很多书籍，大量地引用我们的数据、观点和想法。更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近年来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一些重大行动，如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团中央的“保护母亲河行动”等，都吸纳了我们的很多想法和建议。另外，我在甘肃主持编制了《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建设》规划项目书，又参与编制《关于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建议》。前一个被列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并给甘南拨款45个亿，后一个被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这些课题也都是青藏高原的环保项目。这一课题我持续做了近30年，编写出版了系列丛书11册。中国科学院四五位院士参与课题并撰写了部分章节；佛学大师、课题顾问赵朴初先生收到我们的系列丛书后，欣然写下“立身青藏高原，立志环境保护；江河源远流长，功在千秋万古”的题词；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课题顾问费孝通先生看了课题研究成果后，两次写信给予我们热情鼓励和赞扬，并题词：“雪山草原湿地，哺育江河之母，保护雪域生态，惠及中华后代。”在自然科学领域，关心和参与课题的青藏高原研究会的孙鸿烈、郑度两位前会长写信给我，希望我“从社会人文角度进一步探讨藏民族对高原环境的适应、对高原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理念和文化，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高原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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