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交融碰撞。天津为北方早的开放城市，是近代思想与文化传播、交汇的中心之一，故有“近代中国看天津”之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得津沽中医名家们对于西医学的传播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以固有的中医学体系为主，学习、引进西医之长为中医学之补充，成为津沽中医显著的学术特点，反映了天津文化海纳百川的特质。如丁国瑞（1869-1935）在《创议中医研究会章程》中写道：“中西医学，互有短长。凡西是而中非者，我取而效法之；中是而西非者，我发明推阐之；表面之名称不同而理想意旨确相合者，我引证解明之；理想治法与习惯万难符合者，姑且阙疑以存之。总以讲明医术，有益病人为归宿，不存门户之见。”（《竹园丛话》）他还在《天津医药研究会呈请督宪袁宫保立案保护禀稿》中呼吁：“或邀请精通西医之会友，将中西医学互为汇通，或延请精通化学之专家，研究制药，以求进步。”（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三百六十三号《天津商报》）著名医家张锡纯（1860-1933）于1926年迁居天津，设立中西汇通医社，创办国医函授学校，课徒授业。津沽成为张氏践行“衷中参西”的沃土，其“衷中参西”的思想广为传布发扬。此外，《津沽中医名家学术要略（第四辑）》收录的杨达夫、董晓初、叶希贤、邢锡波、顾小痴、陈谨、哈荔田、何世英、田乃庚、谷济生、王士福、刘宝奇、赵恩俭诸位先贤，皆以学养高深、医术精湛名噪津门。他们对于西医学学习、吸纳的思想和实践，体现了昌明国故、融会新知的精神。津沽中医践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津中西医结合取得显著成绩，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开拓进取所取得的累累硕果，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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