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物”的研究已经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树和不少的现实案例。或者说，从“物”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文化，已经是文化人类学学科常见的方法和长存的路径。在现代中国西南地区，行政区划属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西江镇的西江村，相传自秦汉以来世代为苗族聚居地，“西江千户苗寨”更是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成为蜚声海内外的“民族风情”旅游胜地。在西江逐渐为人所知的过程中，苗族“银饰”作为一个重要物品，参与了旅游开发过程中整个族群形象的重新建构。旅游开发背景下，西江苗族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对自己进行“包装”以迎接“游客凝视”。苗族精英知识分子对本族群族源、族史的研究成为文化包装中的主要文化资源。英雄祖先的塑造、苦难历史的传颂，乃至饮食文化的发现（或发明）等，都成为西江苗族用来表述自身的主流话语。苗族银饰与其族群历史的关联蕴含其中。与主流话语相配合，苗族银饰在西江的存在被认为是有深厚内涵的文化现象。首先，苗族对银饰的穿戴历史既传唱于苗族古歌之中，也传抄于汉族典籍之内。其次，无论是苗家普通的日常生活，还是隆重的仪式庆典，银饰都拥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银饰的佩戴在西江苗族社会已然秩序化、制度化，以及身体化；作为银饰的穿戴者，西江苗族女性与银饰浑然一体的形象深入人心。西江苗族银饰的主要制作者，是世代生活于此的男性村民。除了每一个自然村都有的银匠师傅外，西江及其周边还形成了大部分男性村民靠打制银饰为生的“银匠村”，银饰锻制技艺从而成为西江苗族银匠群体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在旅游开发、遗产化等语境中，村落、世家、传承人等，*终成为持有和“标榜”民族手工技艺的文化单位。银饰的“买卖”是市场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化表述方式。和银饰的穿戴者借助“物”的存在来证实古老族群的独特一样，银饰的买卖者借助“物”的存在来帮助获取现代文明的各种便利。只不过，“物”的价值和意义随场景不同而转换着，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认同也在随之变换着。苗族银饰的“穿戴者”“制作者”“买卖者”们，或分工或协作，编制、呈现了围绕银饰而存在的现代旅游情景中的苗族社会文化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文化符号的建构，物品的制作、占有、让渡等，构成了人与物之间基本的一些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其实也就等同于人如何为“人”，以及人类如何成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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