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徐光启曾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认为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经典性、理想性的表述。近日,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来我校做学术讲座,比较中国数学家刘徽、祖冲之的圆周率与古希腊几何学中圆周率的不同之处,认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有理数,而古希腊的圆周率是无理数。因为中国数学家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内多边形的边与半径的距离比计算出来的,古希腊的圆周率是通过圆周与半径的关系比计算出来的,其结果一定是无理数。由此,他进一步得出结论,中西文化的比较不可能是会通,只能在比较的过程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中国人的圆周率根本不是古希腊人理解的圆周率。正如中国佛教不是印度佛教,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宗教与思想,而是第三种文化。鞠教授关于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论断非常新颖,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引发了我对比较与会通问题的重新思索。由鞠教授的观点我进一步的思考到,何谓会通,比较哲学真的不能达到会通吗?会通之“会”字,有领悟与理解的意思。通,是将两个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可以行走的通道。用现代汉语中的解释学词汇来解释,即是一种视界的融合。视界融合可以是同心圆式的融合,也可以是两个相交圆式的融合。从过程的观点看,这种相异的两种思想与文化在相遇的过程中逐步达到理解,是一个漫长的相互理解的过程。形象地说,是两个不相交的圆逐渐相交,而相交的面积由小渐大的过程。至于是否能够达到同心圆式的融合,似乎不必太在意。因此,会通并不是主客与客观完全相符合,或者是印章式的吻合,而只是一种近似值的理解。这种理解构成某一类事物的亚种,在主要属性上是相同的。以中国数学家对于圆周率的理解为例,他们在观念上也是将圆理解成从中心一点到周边等距离的图形,但他们在处理周长与半径的关系时,是以圆内的多边形之边长与半径的关系为实际算法的起点,其结果是一个有理数。但如果圆内的多边形达到足够多的等份时,也就是说接近理想的圆周时,则其比率也就接近古希腊的周长与半径的比率了。换句话讲,中国数学家在理解圆周率的问题时,在观念上与希腊人的理解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实际的数学处理方法上不同于古希腊数学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