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大西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在西南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在历史发展中，文明的影响出现两种趋势：一方面随着民族的迁徙，各民族习俗文化相互影响，并依其力量的强弱或兴盛或衰退；一方面华夏（汉）文化或中原文化以其先进性大力辐射周边，不断强化和扩大华夏文明范围，并逐步将边缘地带纳入华夏文化圈。这两方面的趋势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推进，合江地区汉宋时代的文化兴盛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个特点。古代中国是文明国家，区分“中国”与“夷狄”的标志是礼仪而非种族，韩愈曾云：“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合江所在的川滇黔渝结合部地区，向来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互为影响的地区。先秦时期巴蜀被视为南夷，所以《汉书》称“巴、蜀、广汉本南夷”，合江属巴，“县故巴夷之地也。”秦灭巴蜀以后，历经几代开发，巴蜀成为华夏之地，其南的今贵州、云南、广西一带的夜郎、糜莫、滇等“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地处巴蜀与夜郎相接的合江也在秦汉之际由蛮夷之地进入“内华夏”的范畴。汉初分蜀郡置广汉郡，武帝时又分置犍为郡，合称“三蜀”。西汉后期，犍为汉化程度已至“士多仁孝，女性贞专”，“三蜀”之地在两汉时期已然成为文明礼仪之邦，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益州，旧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嶲义，一州称望。”合江为犍为郡属县，两汉时期合江地区文化的发达已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发现的汉代墓葬所证实。东汉王朝倾覆后，中国进入了三国魏晋南北朝360多年的分裂对峙时期。这一时期，随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的削弱，加之连绵不断的战乱，使巴蜀地区人口锐减，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出现历史上大规模的所谓“獠人人蜀”。人蜀的“獠人”漫布巴蜀大地，他们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巴蜀原住民，这样在长达数个世纪的时间里，巴蜀文化突然陷入低潮，直至隋唐的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的完成。到两宋时期，较高水平的汉文化在民族融合完成的基础上使西南地区的文教事业重新兴盛，合江的文化发展水平在毗邻地区居于前列，大量出土的宋代墓葬文物无声地向我们述说八九百年前的往事。稽古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在考察古代事迹的基础上，明辨道理是非，总结知识经验，从而于今有益，为今所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我们能够迈向胜利彼岸的思想保证。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它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自信的力量来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坚守在祖先的领地上，我们的文化数千年来一直生生不息没有中断，这就是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万千变化和前行过程中未卜的艰难险阻而充满必胜信念的力量源泉。恩格斯曾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毛泽东也教导我们“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到来，经济建设取得的宏伟成就必然要体现在文化建设上，文化建设需植根于既有历史传统，在传承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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