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大致可分为“志怪”、“志人”两大类，志怪小说着重记述神怪异闻，而志人小说则主要记叙人物的言行事迹，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就是中国现存早的文言志人小说。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出嗣给临川烈武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曾做过豫、荆、南兖州等地刺史。刘义庆虽然出身帝王之家，但并不热衷政治，他性情简素，喜爱结交文士，当时有名的文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都曾受到他的礼遇。刘义庆勤于著述，一生撰有《世说新语》、《徐州先贤传》、《典叙》、《集林》、《宣验记》、《幽明录》、《江右名士录》等多部著作，但多已亡佚，只有《世说新语》一书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世说新语》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个门类，主要根据有关旧闻和著作纂辑而成，篇幅短小，或叙奇闻轶事，或记只言片语，完全写实，并无虚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其“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全书共收故事一千多则，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以生动传神的笔触，优美精炼的语言，记录了汉末、三国、两晋人物的遗闻轶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道，而集中于士族阶层，广泛反映了魏晋时代两百多年间的政治斗争、学术思想和社会风尚，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世说新语》用大量的篇幅记载了魏晋名士的清谈。清谈是魏晋时期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它由东汉太学里的清议发展而来。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相继专权，朝政腐败，社会动乱，目睹这些现象的太学生们就常常聚在一起评议时政，臧否人物，渐渐形成一种风气，这就是清议。到了魏晋时期，清议开始向清谈转化，此时王朝更替，朝臣争权，皇室内讧也频频发生，统治阶层内部十分凶险，很多文人因为评议时政而招致杀身之祸，“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因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而惨遭杀害。所以士人们大都不敢再涉足政治，而是以全身避祸为要，谈论内容也开始转向玄虚，文人们喜欢借清谈来展示自己超凡的智慧和不俗的情趣。这种清谈之风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魏晋时期的士族文人有着十分独特的审美风尚。他们十分看重人的品性、才情、容止、风度，他们性情旷达，蔑视礼法，追求真我。在具体行为上，表现为饮酒服药，寄情山水，清谈玄理，追求一种安闲适意、无拘无束的生活意趣。这种突出的精神特质和言行风范，被后人概括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世说新语》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它运用多种手法，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魏晋风流人物，绘就了一幅多姿多彩的名士群像图卷，王羲之的风流倜傥，谢安的处变不惊，王述的性情急躁，管宁的清高拔俗，王敦的霸气夺人，石崇的穷奢极欲，都在这幅图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世说新语》语言简练隽永，极富表现力。记载人物往往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人物个性却在这只言片语中十分传神地表现出来。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赅，耐人寻味。语言的简约与当时谈玄的风气分不开，清谈家十分注重语言艺术，讲究含蓄和隽永，语言的机智，应对的巧妙，常常令人惊叹不已，拍案叫绝。《世说新语》语言艺术上的成功，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唐宋以来，历代文学家、艺术家都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如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都留有《世说新语》的痕迹。此外唐宋诗词中的许多典故就出自《世说新语》，元明戏曲中的一些剧目，如《击鼓骂曹》、《周处除害》、《泰和记》等也都从《世说新语》中取材敷展而成。《世说新语》对于小说的影响则更为巨大，它开创了“世说体”这一文学体裁，其后续作者、仿效者代不乏人，出现了诸如《唐语林》、《明世说》、《今世说》等十余种“世说体”作品。由此可见它对后世的影响力之大。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