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市场活力逐渐被激发和释放，加上监管层对并购政策的逐步放松，导致近期出现宝能举牌万科、京基集团收购康达尔、胡氏兄弟举牌西藏旅游、李勤收购成都路桥等多起敌意收购事件，掀起新一轮敌意收购浪潮。由于现行立法规范模糊、解释存在分歧、立法存在空白地带等原因，导致收购与反收购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面对控制权市场股权争夺事件时，现行立法却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合理解释。 反收购条款设置是否有害，现有理论仍有争议，加上我国控制权市场制度并不完善，监管机构更不宜对我国上市公司自主设置反收购条款行为盲目定性，或者一概否定，需要后续实证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首先，本书利用手工搜集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反收购条款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上市公司设置反收购条款能隔离控制权市场的竞争压力，使得管理层专注于公司整体投资效率的提升，从长期来看，效果更为明显。因此，反收购条款作为一种公司自主设置的章程条款，在维护公司董事会以及公司控制权稳定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有助于引导管理层规避短视行为，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其次，本书从公司内部治理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特征和董事会特征的异质性对反收购条款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呈现股权集中度较低、股权制衡度较高以及管理层持股等股权结构特征，以及两职分离和较大规模的董事会等董事会治理特征时，反收购条款对投资效率的正向治理效应得到加强；而上市公司股权性质对反收购条款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要视反收购条款类型而定。 最后，本书从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实证检验了行业竞争以及制度环境对反收购条款与投资效率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当上市公司处于集中度较高的行业环境以及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时，反收购条款对投资效率的正向治理效应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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