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种会思想的动物，无论是为了适应环境，克服生存的困难，抑或为了生活得更有意义，思想皆不可或缺。在一般的中文习惯中，思想的涵义比“哲学”更宽泛，这种语用习惯的差异，也影响到学者对学术视野的选择。一般而论，思想史的范围也较哲学史为广阔，虽然很少得到清晰地界定，但它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学术视野。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思想史研究的兴起与哲学史大约同时。一九〇二年三月，梁任公在其创办的《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系列论文，这可能是早由国人撰着发表的思想史论文。而首本由国人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则为一九二八年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这两本早期着述有其学术史的意义，但其中对学科的性质与研究方法等多无明确的说明。事实上，无论是学者的阐述，还是其实际的操作，在思想史与哲学史之间都不易划出清晰的界限，直到当代也仍然如此。抛开细节不论，就语用习惯及有关实践而言，思想史表徵一种对历史文化广阔而深入的关照，其研究方法，关注的问题，都较哲学史为多元，史料基础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在郭沫若、侯外庐等人建立起来的研究传统中，思想史有明确的社会史取向，或因其与传统的文史之学有亲和性，以至在今天，这种思路仍然很有生命力。文献发掘向来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环节。为了促进有关研究，我们选辑多种文本编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珍本文献丛刊”。全编选目包括经典文本，如儒、道二家的经解，重要思想家作品的早期刻本，和某些并不广泛受到关注的作家文集的旧刻本。本编中也选录了数种反映古代民俗信仰的文献，如《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等。这些文本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多以为不登大雅之堂，在今日视之，或者正因其反映了古代社会一般的信仰氛围，而有重要的文本价值。此外，本编也着意收录了数种通常被视为艺术史史料的文本，如《宝纶堂集》、《徐文长文集》等，我们认为对思想史关注而言，范围与深度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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