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国家层面，客观上都启动于工业化进程。生产力提升是放大土地人口承载力的关键，社会关系的作用尚在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生产力提升使人口大幅增加成为可能，验证了基于资源承载思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具有局限性的同时，反证了人口增长与资源并非天然的线性关系。后工业化社会提供丰裕资源的同时，也伴随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家庭文化、生育文化和生活方式，演化成为具有多样性的价值与伦理体系。从人口再生产的角度看，进入21世纪之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率日益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高福利的北欧国家，东亚的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踏入人口代际更替的危险区域；另一方面，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大量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不降反增，逐渐成为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和增长规模快的区域。我国执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已有多年，但2018年大部分省份的人口出生率出现回落。从人口规模和入口输出来看，中部地区对于国家的影响远超过其地理空间和经济产出占比。中部地区是我国的人口“蓄水池”，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和山西都是人口输出省份，是我国发达区域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但是，中部六省经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刚性约束，传统生育文化逐渐瓦解，叠加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冲击，人口出生率下降已成定局。人口结构失衡、老龄化趋势加重、乡村“空心化”蔓延以及城镇化推进效率较低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着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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