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文明交往

全球史观：突破“中心—边疆”二元观念
一、全球史观：中国是连续性的独立文明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人口、民族、物质资源、宗教信仰、病毒和灾害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扩散都已经成为无法改变的趋势。全球化过程中，尽管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本土化运动，但是，综观人类文明发
展进程，全球化与本土化双向互动将是人类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的新命题。
近代以来我们按照西方海权和海疆中心观念来思考世界，治理民族国家的疆界。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新疆等内陆地区被看作落后、边缘区域，被视为“西部”和“边疆”。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近代观念
中被边缘化了的区域，在距今2000年以前，就存在过光辉灿烂的楼兰文明。遗憾的是，在中国西部边疆，这些“失落的文明”的发现者竟然都是西方“探险家”。他们在那里发现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文书、精美的雕刻、佛像、经卷、钱币、金器。谁又曾想，就像2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华夷秩序”观念的影响下，把边疆异族书写进“蛮夷传”“诸蕃志”一样，一百多年前，“探险家”把这些田野作业的成果，写进了他们的“民族志”，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创了研究东方的专门学问“东方学”。
观念落后就会被动落伍，胸襟狭窄会矮化气量。面对西方近代以海洋为中心构筑的世界秩序，近代爱国志士，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开阔视野，总览全球，突破“中心—边缘”观念，思考国际体系。1906年5月，流放新疆的广东原南海知县裴景福认为：欧亚大局系于地中海，而新疆形势与之争雄，我国欲提挈全球之纲，惟开阖中西之门户，当撮合国力，急成伊犁、迪化、喀什噶尔、吐鲁番南北两路，以与俄安集延路接，而以哈密为之总汇，即英人之苏彝斯河也。从此五大洲商务战事路政，惟我新疆能执牛耳，而俄西伯利亚轨道利权可安坐而夺之。
在晚清的内忧外患中，这位来自海边的前知县以过人的眼力看到了新疆可以通达地中海的区位优势，提出以新疆为核心区建立第二个欧亚大陆桥，把它作为世界性的新的战略平台，完成对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替换的构想。这一远见卓识来自一位远离“中心”，发配“边疆”的流犯，也许离开疆域治理的“中心”，有了边疆巡署的宏大感受之后，才能有如此的襟怀。可见胸襟和担当对一个人的视野和观念的影响真的是难以估量啊。
丝绸之路这条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文明大通道是汇聚多元文化和共识的大动脉，它的精神气质是包罗万象而又含蓄浑厚的。丝绸之路的研究涉及整个世界史，不仅仅局限在“路”的地理概念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网络系统，包括了从东到西的东西方横向交流，也包含了北方草原与南方的许多纵向交流，同时也包含了海上交流。在这里，世界不同历史时期，许多被禁止失传的宗教、失落的文明，找到了它们最后的归宿。中华文明包举宇内、海纳百川的精神气质在这条人类文明的大通道的核心区新疆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先是发现自身之美，然后是发现、欣赏他人之美，再到相互欣赏、赞美，最后达到一致和融合。这就是费先生主张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历史长河里，受技术水平、自然生态、地理空间和经济形态的影
响，适合人类合作发展的区域空间相当有限。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句话被视为论证或说明敦煌在丝绸之路交通、中西文化交流重要地位的绝佳论断。从这样的文化体系出发，新疆—河西走廊区域将作为国家战略布局中的经济贸易、国家安全、文明交往的核心区（全球化时代，要实现对全球区域发展战略的掌控，全球史观和全球区域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全球史观和全球区域观念的美国学者杜兰特，耗尽毕生心血撰写经典巨著《世界文明史》，皇皇1500万言，分11卷，上起《文明的建立》，下迄《历史的教训》，范围古今，牢笼百家，涵盖各代每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文化、哲学、历史、教育、艺术、音乐等领域。类似的还有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下）》，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７版），等等。我们要有全球史观并加强对全球区域关系的研究，寻找、建构中国的全球观念，为国家全球战略布局奠基。
在全球区域关系史视域下，丝绸之路区域内的生态、社会形态和文明要素的多样性及与周遭文明的互动关系将被呈现地更好。丝绸之路诸文明的互动过程，及其在互动中所形成的融内部丰富性与外部多元性为一体的“复合式”文明也将得到更为直接的认知。显然，全球区域关系史视域有助于将丝绸之路的历史叙述与世界史关联起来。
由此，这种空间关联要以世界眼光，更要以本地眼光观察自身文明，以免陷入“海洋—内陆”“我族中心”“中心—边缘”的格局当中。如果说全球史观对当代国家的全球区域治理至关重要，那么对人类文明史的认识，则让全球的区域治理获得足够的历史纵深。检索对比了全球五大洲的人类文明起源之后，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给出了振聋发聩的论断：中华文明是“连续性的文明”。
对中国，马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能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
经过思考和反复揣摩，笔者认为，所谓的“连续性”，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中华文明自古及今，一脉相承，不曾中断。因之，张光直先生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厘定为世界文明的典型样态，欧洲文明是断裂式的“突破”样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让许多西方学者如雾里看花，百思百解却终究难窥得其堂奥。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系统内部信仰—仪式、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结构相互关联，形成网状社会结构，盘根错节相互扶持，全息式呈现，连续性布排。杜维明用“存有的连续性”概念对后者做出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