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潮流，常常孕育于一些特殊的时刻，并与某种敦促人们回顾与展望的“时节”彼此暗合。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本期《中国政治学》也携着新的文字和新的思考，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时间点上回顾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国家”这个曾经凝聚了一代中国政治学人“救亡图存”志业的语词，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和世界共同的“运会”。这个新的“运会”，不仅保留了现代政治及其历史的标志机理，更因为中国现代国家自20世纪以来的形成、建设与变革，成为所有政治学人、特别是当今中国政治学人努力思考的崭新问题。如何设身处地调动中国政治学眼下的学科资源，既能使我们重新认识现代国家建设这个“老”问题的因缘际会，又能描绘出中国现代国家这个崭新“运会”的起承转合？——或许，这也正是本期《中国政治学》的作者和编者们都在思考的问题。思考中国现代国家建构问题，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是一项重要的学科依据。发现真正有效的比较结论，比较政治与中国政治研究就离不开对政治史的审慎评断和对政治理论概念的深入反思。王绍光教授和唐文方教授在“本刊特稿”中的两篇文章，分别选取“国家能力”和“民意”这两个关键尺度剖析中国现代国家成就的基础，就是这样一组示范。通过比较世界历史上三次重要的“大分流”，王绍光教授在《改革开放、国家能力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一个有能力的国家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增长与成功改革的基础。而唐文方教授《民意调查与中国政权韧性的五大“意外”发现》一文借由民意调查的经验研究与西方政治观察家和学者对话，向我们揭示了中国经验的“意外性”，其研究发现，影响中国现代国家政府威望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政府对社会生活中具体民意的回应性，而不是流俗理论预先假设的“选举诉求”。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交相参证为思考中国现代国家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学科资源。正如前人所言：“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沉浮；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言、行、理、势结合起来，考察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时代问题的源流与前景，是本期《中国政治学》收录的相关专题论文的一个共同特色。我们尝试用“历史与政治”命名，并以此殷切期待学界同人对“历史政治学”的持续关注与研讨。时殷弘教授通过对《晋书》元帝、明帝本纪的政治与战略史解读，剖析了东晋王朝国家赖以建立、维系和巩固的政治社会结构力量和统治阶层建构政治团结的战略平衡机理。借助中国传统国家治乱兴亡经验研究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治”性，其对历史的重新“评注”，揭示了“创新性的政治调整”这一传统中国政治实践智慧对国家创建与巩固的重要意义。张广生教授从历史文明的冲突与和合的角度集中探讨现代中国的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国家”的复兴问题，其对“儒法政治文明”结构与动力原则的概括，对于理解中国大一统“超级国家”的政道与治道颇有启发。任锋教授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从“治体论”的论说话语人手，围绕君主威权与共治发展起来的治道公共性，如何在纪纲法度中得以落实，与公法产生何种对应着笔，集中阐发治体思考下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这对理解近代中国国家政治秩序的建构路径颇有助益。对现代政治思潮的思想渊源、历史语境和理论建构历程的分析一直是中国政治学的重大主题。在“理论探源”中，蒲国良教授对托马斯·莫尔人文主义思想的系统研究，为理解社会主义思潮传统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从蒲国良教授对莫尔的批判思想的探讨中，我们也能更深切地把握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特征和历史困境。相似地，鲍文欣对现代中国政治语境下“平民”观念的分析，也为把握中国现代政治图景的思想动力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思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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