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法》实施十年来，行政执法力度不断加强，民事诉讼数量逐年增加，“高通垄断案”、“奇虎360诉腾讯”、“锐邦诉强生”等经典案例，对中国乃至优选的反垄断执法与司法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也标志着我国基本形成了“公共实施（行政立案+行政裁决）”和“私人实施（私人诉讼+法院裁决）”并存的“二元”反垄断法实施机制。公共实施多为主动执法，“民不举，法也究”，但受制于执法资源，且受害者不能直接获赔；私人实施多为被动司法，“民不举、法不究”，且单个受害者损失微小，维权激励不足。总而言之，二元机制无法实现效率与公平兼顾，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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