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制度之“公益”价值目标可一分为二：“集合性公益”和“纯粹性公益”。基于其间之本质差异，承载二者的制度逻辑和程序原理必须区分。在以私益救济为本质目标的传统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为满足对“集合性公益”的救济需求，以共同诉讼为基础又形成了代表人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集团诉讼、示范性诉讼（实验性诉讼）、团体诉讼等诉讼模式。因其以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主体）数量众多为共同特征，故学界又习惯性统称为“群体性诉讼”。它们依托于“诉讼担当”或“诉讼信托”之程序原理而得以融入传统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并且开始超传统民事诉讼模式之私益属性而承载一定意义上之公益属性特征。但其公益化的程度有所区别：代表人诉讼与选定当事人诉讼仍坚守私益属性原理，仅通过技术性规则间接实现程序效果的公益性扩张；集团诉讼和示范性诉讼（实验性诉讼）为实现程序效果之公益性扩张而采用的技术性规则更为激进，已经在酝酿突破私益属性原理的可能；团体诉讼则聚焦于群体性案件中所蕴含之“集合性公益”的不可分性和扩张性，并通过“停止侵害之诉”或“撤销之诉”的诉请形态直接实现程序效果的公益性扩张，其制度功能处于“集合性公益”与“纯粹性公益”的临界状态，在广义上属于公益侵害阻断程序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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