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订，地方立法主体扩容至全国所有设区的市和四个不设区的市。加上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省一级地方立法主体，以及自治州这级地方立法主体，我国地方立法主体的数量多达354个。地方立法主体数量的增加，又直接导致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也呈井喷式增长。截止至2019年1月1日，仅新增的享有地方立法权的243个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总数已达906部，其中程序性地方性法规206部，实体性地方性法规700部。然而，地方立法谦抑的现实要求不仅表现在地方立法主体数量急剧增加、地方性法规数量飞速增长等数量方面，设区的市地方立法趋同化现象愈发明显、各地仅因规范对象“有特色”而争先立法、地方性法规超出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的情形时有发生等内容方面，也对地方立法谦抑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地方立法谦抑的这一现实要求出发，深入研究和探讨后发现，既有从立法理论上展开地方立法谦抑研究的必要性，又有从地方立法实践上讨论地方立法谦抑的迫切性。而由于地方治理优先化、地方治理的差异性和自主性，以及地方立法相较于中央立法的成本效益优势，地方立法权的适度下放成为了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客观需求，这也在我国地方立法扩张的事实中得到体现。并且从地方立法实践来看，我国地方立法在地方立法主体、地方立法权限范围等方面还有待进行适度扩张。因此，地方立法在秉承谦抑理念的同时，还应该注意适度扩张，二者不可偏颇。当然，现今在我国地方立法暂不成熟之时，地方立法应该以谦抑为主，辅之以稳步适度的扩张。在《立法法》修改后，地方立法扩容限权的这一新背景下，本书通过深入研究地方立法谦抑这一主题，希冀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立法繁杂的现状，进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推进我国地方法治建设，且补白地方立法领域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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