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我父亲这些绝大部分未曾面世的手稿时，有两点令我惊叹不已。一点涉及时事与长远分析之间关系，特别是与本卷选择的文章所揭示的长远分析之间的关系。二点表面上看与写作风格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写作风格所揭示的思考过程有关。这其中很多作品（其中一部分是发言稿，另外一部分是手稿）都完成于越南战争期间，即我父亲积极参与日常抗议活动期间。他的贡献不在于他提出了反战的论点，而在于他把战争放在了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制、可能的抵抗形式的发展这个更宏大的框架下。他对事态的发展程度所作的某些判断今天看来或事后看来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正确，比如，正式场合的压抑的程度，或者，经济体系已经无法继续生产了。但是，基本的分析仍然正确。我认为，发展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在今天看来或许更为重要，而这可能是因为现如今的日常冲突看上去没有当时那么深刻。今天，由于从长远来看发生重大变革的可能|生似乎非常遥远，所以我们倾向于较少考虑根本问题及其重要性，较少考虑激进的结构转变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我父亲在别处所写的那样，乌托邦已不再是乌托邦了，因为它们实际上可以在今天实现。因此，认真考虑哪种更好的社会组织模式值得选择，这一点很重要，虽然，与那时不同，这种反思现如今被搁置了。我首先要讲的是，贯穿本卷所有内容的主题是政治的重要性，即与所有行动领域——从理论经济学到文化再到政治本身——的去政治化作斗争的重要性。从《马尔库塞文集》后续卷宗所发表的他后期的作品来看，他以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为依据对艺术的政治内容做了明确的讨论，不过他拒绝该观点，即艺术，作为政治的，就应该是精致的宣传；在他目前尚存的专注于解放过程中艺术的作用和审美之维的篇章中，这些都有迹可循。从本卷收录的文章来看，他把精力放在了社会变革的根源上，他注意到，资本主义虽然带来了日益昌盛的物质文明，但也带来了愈演愈烈的非人化，而这需要以道德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这意味着要靠政治，而不是狭隘的经济斗争。1966年《爱欲与文明））的新序言的标题就是《政治序言》，而他在结尾处这样写道：“现如今，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这种道德、政治立场建立在对当前事态尖锐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虽然当前的事态没有完全按照他预期的方向发展，但该立场却仍然巍然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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