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化史

　　现代人在赞赏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时，到底是基于何种知识和心理上的立场？谈论近现代文化和政治霸权的人很容易检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美殖民帝国和文化霸权，但古代文明似乎对此类的议题有免疫性。实际上，如果回顾十九世纪以来埃及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学和其他的“东方学”一样，有一部分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环。西方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纯学术兴趣，其实也是展现国力的一种方式。埃及文物被西方各国运用各种方式运回去，正是一种文化霸权和霸权文化的展现。而他们在赞叹、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时，其实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寻认同、映见自己，因为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对于生活在埃及四周，甚至埃及境内的一般人而言，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们的福气还是祸害，恐怕就很有争议了。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又应该如何？是仍然追随西方既有的研究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笔者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作为一个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们的知识和眼界，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埃及的例子来检讨历史知识所包含的文化立场。《古埃及文化史》的写作，出发点也就是这两点。

　　蒲慕州，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埃及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埃及学、中国古代宗教及社会史、比较古代史。曾出版《西洋文明发展史》《尼罗河畔的文采——古埃及文选》《中国文化史》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