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研究在以《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为主要文本依据的基础上,辅以既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其他中日文文献,以王霸关系为分析框架,集中考察涩泽荣一在经济、救济、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对华思想与实践,力求展现出他与中国方面的双向互动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反映出的近代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涩泽荣一已经意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但当时的日本羽翼未丰,还谈不上对中国有什么扩张行为,涩泽荣一所进行的尝试也只是属于一般性的商贸活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已经出现“脱亚入欧”、“ 东亚盟主论”等论调,涩泽荣一的对华言行也是以霸道式的扩张为特征。他的对华态度从起初的犹豫和谨慎逐渐转变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摇旗呐喊。进入 20 世纪以后,日本的对华扩张进程因中国方面的抵制、与其他列强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实力有限等原因而面临着挑战,涩泽荣一为此提出了合作开发中国的构想。这似乎符合他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王道思想,然而背后却明显存在着一味追求日本国家经济利益的企图。在对华外交方面,涩泽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主体多元、主张不一,且往往对中国采取恩威交加的策略,容易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和反抗。为此,他提出以“忠恕”、“ 敬爱”之道与中国相交的外交理念,并积极推动对华民间外交。然而在以维护和拓展日本既得利益为前提的情况下,由涩泽荣一担任会长的日华实业协会并不能有效处理好两国间纷争,也难以有效体现出涩泽荣一所提出的对华外交理念。此外,涩泽曾经有过数次发起或者参与对华灾害救助的行动,但他在日本历次的对华军事侵略行为中却大都持支持和赞成的态度。如果将慈善归于王道、武力归于霸道的话,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其背后都体现着涩泽对日本经济利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