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记》与中晚唐画学嬗变》对作为中国绘画美学重要嬗变与转捩阶段的中晚唐在历时性的宏观视野中做了新的检视,以荆浩的《笔法记》为中心,探讨了所谓“中国古典绘画”经典美学观念的建构问题。作者认为,中国古典绘画发展早期存在着两个相互游离的本体美学观——道本体观和技本体观。中唐之前的中国画史,技本体美学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道本体观虽然在魏晋时期已开始肇端于绘画领域,但当时的绘画在创作实践中要解决的第一性的问题仍然是形质的完成问题。以宗炳、王微等为代表的画家虽然在观念形态上确立起山水画的高标美学追求,但绘画技法与实践的滞后性同美学观念的崇高性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六朝晚期至中唐山水画的发展史,在美学上即表现为一部为其崇高的观念形态寻找相匹配的外在形式的历史。中晚唐以降,与“士人为官”带来的社会结构重大重构相应,审美趣味发生重大捩变,笔墨技法语言亦发展至醇熟,山水开始取代人物成为主要的表现题材,气韵开始取代形似成为主要的审美追求,水墨淡彩开始取代重彩敷色成为主要的绘画样式,遣兴寄情开始取代教化载道成为主要的创作目的,于此,以山水画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绘画方从美学的观念形态真正落实为“有道有艺”的实体化形态。在此背景下,传统“画缋之事,杂五色”的理论失去了界说绘画的有效性,“画者何为”的本体命题被重新加以检视,两大本体系统则走向圆融贯通,其标志性理论文本就是荆浩的《笔法记》。该书将《笔法记》放到中晚唐画学嬗变的美学背景下作了一次新读,研究了“真” 、“韵”等重要范畴的理论内涵及其内在美学关联,创新性地阐释了荆浩的绘画美学思想。“真”贯通技、道的美学特质使绘画建基于物象与形质又能不拘滞于板结的笔墨与固定的程式,而呈现为一种随大化一气流转的生成性状态,亦即突破有限而指向无限的意境之美;对绘画的创作与鉴赏则成为一个非现成的过程性经验,乃是游乎天下之一气的至乐审美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