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素材有的来自典籍，有的则来自采访，而且取材于地方志和民间信仰的地方甚多。何以至此，根源于格林兄弟的感召。小格林当年在写给大格林的一封信中曾说，你可以去搜寻古诗，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没有被发现的重要东西。1805年，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曾带着大格林前往巴黎，搜集编写罗马法史所需要的资料，此后不久，大格林决定搜集德意志古代传说和童话。传说或者轶事正是民间信仰的流传载体之一，越是深入民间采访，就越发深刻地体会到各种传说能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小格林所说，其中的确潜含着某些重要的东西。其一，有的传说何以能够长久地存在于民间，甚至可以锁定为先秦至今，是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民间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听闻快感，还可以作用于化解身心疲惫。自己的心头所想若是难以言说，不妨诉诸于讲述听闻，借他言己。故事的来龙去脉，更是有可能契合于人们的日常所思，自是可以借助于他人的遭遇寻找自己的未来。其二，有的传说高度契合于传统典籍中的相关论述，但传说所具有的灵活面貌是典籍记述难以具备的。传说中的人物灵活多变，正好搭配着日用常行的灵活性。尽管典籍记述可以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但难免具有僵化气质，相比较而言，各种传说会以活生生的面貌承载着民族文化。其三，历史法学派致力于关注民族传统与当前日常的关联性，各种传说古今流传，所带来的正是古代元素对当代生活的深度参与，但又并非所有的古代元素都可以流传至今，民间接受恰恰是一种遴选淘汰机制，古与今或者传统与现代的对接，可以在当今的日用常行中实现整合。理性思考的悖论结构乃至化悲为美的拯救策略，就存在于自古至今的历史夹层和人们的日用常行中。在素材、文本与作者之间，作者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法官，素材就是案件，文本就是最终的判决，时代背景和文学创作规律就是法律。法官按照法律审判案件，做出最终判决，同样的道理，作者按照时代背景和创作规律审视素材，写出文本。在素材上，地方志大多为历史实事秉笔直书而进行记述，民间信仰则通常具有超验色彩。《天鹅绝唱》试图以长篇小说的方式解构地方志和民间信仰，再进行重构，将其间的人文关怀落实在时下人的具体生活中。地方志以史笔架构时空，难免具有架空之嫌，民间信仰尽管为时下人所体认，但有形上之虞，而小说正可以救民间信仰之弊，补地方志之偏。正如不同的法官，在面对同一起案件时会做出不同的判决，字里行间潜藏着法官自身的各种考量，文学文本中同样包含着作者的人文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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