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寓言叙事研究》把西汉焦延寿的诗体寓言集——《焦氏易林》列为讨论对象,我认为也是有见地的。就艺术成就而言,《易林》中的任何一首都比不上《诗经》中的《鸱鹗》(《豳风》),也比不上后来的《野田黄雀行》(曹植此类诗还有《鹞雀赋》等),然而焦延寿的贡献在于《易林》中整体推出的寓言系统。这个系统仍以天地自然之象为符号,但较之以前的系统而言更为丰富、生动和有序,符号的意指方向也更为繁复,“立象以尽意”在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波德莱尔在其十四行诗《通感》中称宇宙为“象征的森林”与“一部象形文字的字典”,但西方诗人只满足于在“象征的森林”中徜徉,没有哪位诗人敢尝试编撰这样的“字典”。只有在易学思维影响下的古代中国,才有可能创建这种天人合一、包罗万象的艺术符号系统。让我感兴趣的还有赋体寓言的疗救功能,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就在我们文学理论界还在无休止地争执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或者疑惑‘文学会不会死亡’之际,文学与叙事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发挥了救治现代人身心的实用功能。”我对寓言的疗救功能或文学的实用性思考甚少,但我同意作者的说法,即这方面的探索可能富有创新意义。遗憾的是书中对此问题言之未详,读来有不满足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