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是由来自关外的满族建立的政权。清代宫廷艺术在继承中原传统文化审美、制作技法的基础上,又深受蒙、藏等各个民族及阿拉伯、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影响,在不断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格调和时代风貌。如宫廷绘画,在清皇室的支持下,来自意大利的郎世宁、法国的王致诚、捷克的艾启蒙等传教士画家,为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标准,以中西结合的手法创新出中西合璧的独特画风。他们在肖像画的绘制上,将中国传统写真画技法与西方解剖学相结合,在将五官面部刻画得清晰细腻、富有立体感的同时,又注意减弱光线的亮度,避免出现中国人所忌讳的阴阳脸。在建筑物的绘制上,则将中国传统的散点透视法与西洋的焦点透视法相融合,将建筑物的远近空间表现得更有纵深感,将楼台构件刻画得更有立体感和真实性。这种薪型的绘画方式在宫中被称作“通景线法画”,其非常成功的代表作是使观众混淆画面空间与真实空间的倦勤斋通景画。这种清代宫廷特有的中西结合的创作方法在满足皇室需要的同时,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样式,也为传统绘画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在宫廷器物制造上,随着多种工艺技法的传人,一批有着清官特色的新型工艺品出现了。如康熙朝中晚期从欧洲引进的画珐琅工艺在本土研制成功,清宫制造出炉、瓶、盒、插屏、盘、碗、壶、水丞、鼻烟壶等几十种画珐琅器,丰富了手工业的表现技法。在瓷器领域,创松石绿釉和秋葵绿釉等新的釉色,并且能够娴熟地采用多种艺术手法,通过施彩和上釉,惟妙惟肖地模仿各类工艺品及动植物等,准确地表达出所仿对象的质感。在金银器领域,继承了明代多宝镶嵌的工艺,进而发展为将金与其他材料混合的制作技法。如能够在金器上点烧低温珐琅或以金掐丝填烧珐琅等:还研制出以金为胎、外面覆以其他材料的“金骨穿衣”法等。在钟表领域,清宫匠人和奉命为宫廷制造的广州匠人在仿制英国、法国、瑞士等名家之作的基础上,能够自主研发,制作了大量外形精美、功能复杂、具有中国元素的钟表,如彩漆描金楼阁式自开门群仙祝寿钟、紫檀重檐楼阁式嵌珐琅更钟、铜镀金嵌珐琅三人献寿钟等。清代宫廷艺术除具有勇于创新这一大特色外,在器物的制造上还具有造型端庄规整、选材考究、制作精细、风格华丽、图案纹饰内容丰富等特点。清皇室为了加强对器物制造的规范管理,从康熙朝开始就在宫中成立了养心殿造办处和设于内务府北侧的内务府造办处(又称“作处”)。据记载,造办处在鼎盛时,下设珐琅作、玉作、牙雕作、镶嵌作、漆作等数十个作坊,由于其涉及范围广泛,民间又称之为“百工坊”。它“集天下之良材,揽四海之巧匠”,制造出一系列既注重实用功能,又强调艺术创意的精美之作。在器物的造型、装潢设计上皆能体现出至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和皇家奢华的特点。如在玉器方面,精雕细琢,不惜工本,形成了以“乾隆工”为代表的帝王玉新风尚,这些精美的器物既是实用品,又是工艺品,反映了宫廷文化的时代风尚和审美取向。清代宫廷艺术的制作活动,除皇室能够随心所欲地创作自娱自乐的书画外,无论是制作玉器、珐琅、玻璃、竹木牙雕、漆器等活计的工匠,还是身兼离职的词臣书画家或者是在如意馆当差的职业画家,他们均要围绕着皇室的需求、审美而展开创作活动。这种为宫廷服务的特殊性,极大地限制了他们艺术创作的自由发挥与个性展示。他们在条条框框、种种外部因素的制约中,只能处处追寻皇室的审美观,进行被动式的创作。雍正帝曾经明确提出:上用之物不要有“外造之气”,应按照他心目中理想的“内廷恭造式样”来承制。由于从设计、选材、制造到配座、包装的整个过程无不受到清帝的制约,这便使得制造出的宫廷器物呈现出一种独有的皇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