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在中国早期电影史研究中，有两种西方理论学者们津津乐道，一个是米莲姆·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它对中国早期电影研究来说体系相对完备；另一个是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广泛领域都非常活跃的“民族国家”理论。这两种理论对于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的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从清末开始的中国的现代化理想和努力及其变革发展的研究都具有很大的适用性，很多据此理论而做出的研究成果深刻地描述了中国社会在近现代的发展变革中的种种现实迹象和中国各阶层人群对于现代国家的种种想象，以及由这种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所带来的身份、文化的认同焦虑，政治家、学者对这种想象中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种种理论构想和实践努力，等等。作为大众文化的新时代的代表——电影，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由于其自身对于公共空间的跨越和其独特的影像呈现特性，对于今天展开的关于上述历史进程的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样本，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艺术作品，其叙事过程亦是上述历史进程，其间包含的焦虑、思考、认同、实践等直观的诠释，其记录下来的都市空间影像，人们对于理想社会的勾画，对于身份认同和文化独立性的创建实践等表现，都可以做到清晰地有物可寻，上述理论似乎成为研究那个时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的一种非常有效的理论途径，当然也是研究中国早期电影史的一种有效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在这种理论支撑下，国内已出版不少相关的早期电影文化研究的史著和理论成果，在电影史研究领域形成很大影响。特别是美国学者米莲姆·汉森于21世纪开启时提出“白话现代主义”理论并用于研究中国早期无声电影，她的学生张真随后出版《银幕艳史：上海电影与白话现代主义，1896-1937》，这个理论便成为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无声电影直至30年代电影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通畅的理论方法，进而成为中国电影文化史研究的一种有效的方法论。的确，这个理论的提出，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国内学者力图突破电影史学研究方法的努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此后，这个路径不断被拓宽，形成现在对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非常活跃的局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上述理论的价值值得肯定。时至今日，这个理论在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中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民族国家”理论对于在中国正在建构的民族国家进程中的电影文化表现的概括也有其正当性和逻辑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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