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冲击了全世界，也影响了全世界。在这个特殊时期编发本刊新一辑的稿件，自然有着特别的意义。本辑“特稿”中，日本学者山口守的文章《巴金在台湾》对巴金为何造访台湾进行了详细的勾勒，同时也对其访台的理由及意义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虽然巴金走访、观察了台湾，但毕竟是短暂逗留，没有像吴克刚、黎烈文、卫惠林、索非、毛一波那样对台湾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没有选择移居台湾，这对于作家巴金其后的人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这虽然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对于我们了解巴金还是提供了新的视角。“大文学”视野中，逄增玉的《艾芜与东北作家对异地抗战及社会的想象和书写》一文，对艾芜及东北籍作家李辉英、端木蕻良等抗战书写中的生活真实与理念错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诚然，这些作品的得失优劣、特别是他们走马观花式的异地异域想象和书写的浅与隔及其在他们创作中的地位和价值，或可另当别论。但如何结合历史语境和全面的史料予以评价，如何结合抗战史和抗战文学的诸多复杂问题，对抗战文学予以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我是深表认同的，也欢迎大家继续讨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学者廖海杰的《战时经济生活与抗战文学的国难财书写》一文值得关注。文章通过”文史对话”，初步勾勒了战时经济视野下的“国难财”书写，通过恢复其被过往的“暴露与讽刺”视野所遮蔽的丰富面貌，揭示出文学中的“国难财”不再仅仅指涉腐败和黑暗，而历史事实也不仅是文史互证的材料，更是对文学进行重新阐释的起点，为我们重新认识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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